第三节自“性嗜洒”至“不吝情去留”，写“五柳先生”的饮酒嗜好。作者强调他的嗜洒是出于天性，而非门阀之士的放荡纵酒，自我麻醉。但嗜洒与家贫又是矛盾的，他不慕荣利，不能摆脱贫困，便“不能常得”到酒。这说明他不因嗜酒而失节。至于亲友请他吃酒，他却毫无拘束，一去即饮，一醉方休，又反映了他的坦率与认真，并没有当时所谓名士的虚伪与矫情。饮酒是他在那种时代环境里使自己得到解脱的一种方法。

　　第四节自“环堵萧然”至“以此自终”，写“五柳先生”的安贫与著文。他虽然居室破漏，衣食不足，但却安然自得。这正是他安贫乐道的表现。而“常著文章自娱”，不入尘网，则是他读书“每有会意”的结果。并且，“忘怀得失”又是他“不慕荣利”的性格使然。这些既与前文相照应，又收束了全篇。

　　对五柳先生的生活、志趣作了叙述以后，第二部分文章结尾也仿史家笔法，加个赞语。这个赞语的实质就是黔娄之妻的两句话：“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两句话与前面写到的“不慕荣利”相照应，这是五柳先生最大的特点和优点。陶渊明正是通过五柳先生“颇示己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文章最后有两句设问的话：“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既表达了他对上古社会淳朴风尚的向往之情，又说明他是一位有着美好现想的隐士。同时也是对世风日卜的黑暗现实的针砭与嘲飒。

　　创作背景

　　对于《五柳先生传》的写作年份一般有作于少年和作于晚年两种说法。

　　王瑶根据萧统的《陶渊明传》的叙述认为，《五柳先生传》作于太元十七年(392年)陶渊明为江州祭酒以前。魏正申在《陶渊明探稿》中曾提到：“他在二十八写下的《五柳先生传》中，表示了自己的从文志愿。”如果这说少年时所作的话，那么这便不是自传了，有可能是陶渊明在年少时对生活的构想，表明志向，规划未来。　　可是，“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可见陶渊明笔下五柳先生穷困潦倒，家境贫寒。如此情境不似为自己规划未来，所以有研究者认为文章创作于晚年时期。清代学者林云铭指出文中赞语中“无怀氏”“葛天氏” 传达了安贫乐道的情怀和不为官的态度，可以推测这是陶渊明辞官后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