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如果换作是我，那个当口儿肯定是心乱如麻，心焦如焚，只忙得四脚朝天去扫积水，补破房，哪里还会想其他?我由此觉得人们把杜甫叫做“诗圣”，把李白叫做“诗仙”，虽只一字之差，却实在是很讲究。

　　以李白的性格，遇到这样的窘况，大概也不会去想“天下寒士”，他会更加超脱，带着道家的出世之气，说不定在这夜雨淅沥中领悟到生命的意趣，所以他更接近于“仙”。

　　杜甫是地道的儒子，一颗心总是忧患苍生，自家的屋子破了，想到的却首先是那些还没有屋子、境况更惨的人，所以他更接近于“圣”——圣人总有一颗爱民化世之心。

　　唐代另一位诗人刘禹锡则写了一首《陋室铭》，当然也是谈房子的，而且一样大名鼎鼎，但在我看来，层次就差了一些。

　　我尤其不喜欢那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读这句话让我感觉刘禹锡似有一种清高与闭塞，因为那些真正伟大的知识分子，有所作为的读书人，没有几个是拒绝与白丁交往的，相反，他们在与白丁的共处中体恤苍生的悲苦，学习民间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学问接通地气，获得温度也因而获得高度。

　　读书人的正途恐怕还是对广阔世界的深切关怀与积极参与，是将自己的学识投入到伟大事业与历史潮流之中——那端坐于陋室中“调素琴”的洋洋自得的诗人，未免让人觉得有点过于遗世高蹈，而少了血气声色。

　　古人谈房子其实也是谈人生、谈志趣，千年之下作为读者的我，每读之下，有时失笑，有时会心。

　　我自己在寸土寸金的京城谋食，要说像孔子那样“士不怀居”，实在还难以办到;而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却深得我心，我真诚祈愿天下“居者有其屋”，因为“安居”方能“乐业”，足立方可伸展;至于刘禹锡的“陋室”，我毫不羡慕也不敢恭维——我觉得就是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也比之温暖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