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自我生存方式的定位

　　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加深了主体自身对社会现实生活的选择性。陶渊明认识到了社会的腐朽，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产生了厌恶战争，同情老百姓的看法，也因为如此，选择了一条弃官归田、隐居田园的人生道路。

　　陶渊明少年时期“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养成了陶渊明积极进取和直率的品质。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陶渊明立志宏图，“猛志逸四海”，“大济于苍生”，其从二十九岁起，曾几度出仕，终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萧统《陶渊明传》）。关于此在《晋书?陶潜传》（唐?房玄龄等）中也有记载：“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其展示了陶渊明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的高尚人格。在陶渊明后来的《咏荆轲》：“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作品中，陶渊明借咏荆轲歌颂那种英勇报仇精神，影射对刘裕政权的憎恶，这对后来辞官归田的有很大影响的。

　　将解甲归田作为自己生活方式的最好归宿。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明确了“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思想，表现了他对仕途生活的淡漠和对淳朴的怀安止足生活的热爱。在《饮酒并序》（其一）中，陶渊明也描绘了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思想意境，指明自己在思想上远离了那些达官贵人的高车驷马的喧扰，不再对浑浊的官场有留恋之意。同样，在《饮酒并序》（其三）中，其对拒绝出仕也有所表述。该作是为答复友人劝他做官而作。陶渊明采用《楚辞?渔父》中屈原和渔父问答的形式来反映自己拒绝仕宦的决心和坚贞不屈的意志，表明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人格。

　　在《拟古》(五首) 其二中“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陶渊明也通过对燕子的问话来表达他隐居不仕的坚决意志。

　　既然不愿意出仕，那么作为社会中的人，总要去寻找一种谋生手段，或者说去追求一种理想人生。归田初期，“乐知天命”、“安贫乐道”（《癸卯岁始春怀古思舍》）、“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辞》）在《归园田居》（五首）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开始体会躬耕生活的乐趣，并开始怀疑孔子说的“忧道不忧贫”的合理性。在诗中陶渊明进一步说明其辞官归田是适合本性的。自述在园田中深居简出，摒弃一切尘俗杂念，参加劳动，加深了对劳动的感情，表达对古人躬耕生活的仰慕之意，初步建立了以“躬耕自资”作为自己人生落脚点的思想。而在其《归园田居》（其四）中凭吊故墟，描写农村残破的景象，感慨人生无常，表明心迹，感悟自己对淳朴的、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非凡志趣。

　　在田园生活中感受人生乐趣，在邻里相处中体会人生极致。“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移居》其二)把官场上的尔虞我诈等远远抛置脑后，而是在农闲时和邻人相招饮酒、高谈阔论，在辩难析理中探讨人生哲理的趣味。

　　走入田园的陶渊明，内心并未真正的平静，更没有完全超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贯穿他的一生。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失落使他尤为痛苦。在其四言诗《荣木》序云：“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为成”感叹自己岁月虚度，功业无成。另外，生活的贫困，死亡的痛苦也时时困扰着他。而思想矛盾的冲突也是其归园及创作的一种内在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