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级阅读经验的直接理解阶段，对本文的注解是接受活动的重要基础，是阅读和研究唐诗的必要组成。如朝鲜李植《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柳允谦《分类杜工部诗谚解》，日本桥本大路笺注《李白诗》、大江忠囿撰《唐诗句解》，都堪为代表。注释最简单的是名物训诂，而一字一句的解说往往涉及整体文意。也有将唐诗进行翻译并进行解说，如服部南郭《唐诗选国字解》、久保天随《李太白诗集、韩退之诗集》;而对唐诗按日语法则调整原文语序并予以注音，则是日本特有的汉文训读法，如淀上菊隐训点《王昌龄诗集》、日芥川焕训点《王勃集》，就记录了训点者对唐诗的初步理解。

　　二级阅读阶段则由感觉阅读的期待视野进入反思性阐释，主要体现于唐诗评论。相关评论或附着于诗歌文本，集中体现了接受者对诗作的理解和欣赏，如森槐南的《唐诗选评释》;或独立于文本之外，更多地指向诗歌整体艺术风貌，如目加田成的《唐诗散论》。这部分内容亦存留于日本诗话中，如虎关师炼所著日本首部诗话《济北诗话》，即评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10多位唐代诗人及其作品。江户时期诗话创作尤盛，超过百部，多论及唐诗，像铃木松江的《唐诗平仄考》、河世宁的《谈唐诗选》专门研究唐诗声律和评论唐诗选本，体现了独特的眼光。即便以评论本土或明清诗人诗作为核心的诗话，也往往涉及对唐诗的评价，体现了接受者的审美观念。

　　大凡用汉文创作的诗人，经过仔细研磨唐诗，无论诗歌写作时有意模仿，还是潜移默化中影响诗歌写作，都难免带有明显的诗学接受的痕迹。日本文坛形成汉文学之初，多仿唐诗模式，经长期受容，开始致力于诗文的日本化。平安时代对日本文学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白氏文集》。其时菅原道真在日本享有“文道之祖”的美誉，他倡导文学创作“和魂汉才”，希望借此实现汉文学本土化。据日本学者统计，在其《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者多达500多首。可见长期受唐诗熏陶的诗人，摆脱不了对唐诗经典自觉或不自觉的承袭。　　立足于总体性探究唐诗在东亚的接受，或可从目录学、史料学和理论总结三个方面有序地展开。首先当是目录学研究，即通过对东亚各国相关书目文献的广泛调查与考证，掌握从事唐诗学建设所需涉及的资料范围，并对一些重要书籍、版本形成基本的概念。应该包括中国各个时期刊刻的唐诗总集、别集在东亚各国收藏情况，东亚各国刊刻、整理、选编的唐人诗集以及研究唐诗的论著。由此前进一步，就可进行东亚唐诗接受史料学编纂，广泛搜采历代有关唐诗的各种论评和研究资料，遵循内在逻辑编排成帙。这类资料散见于诗文集、选本、诗话、笔记、序跋、书信、志传、目录等各类文献，涉及选编、训解、评论、仿作等多样形式的接受活动，关联到许多方面的文化现象和审美情趣，但零散而不成体系。从搜访到鉴别，从爬罗剔抉到梳理条贯，需要注重来源的广泛性、文本的真实性、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内容的代表性。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便可进行理论性总结，就东亚唐诗学的基本内容、结构体系、演进脉络等作出论析，以形成能初步体现当今东亚文明的唐诗学研究和接受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