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赤壁赋》说，诗人是把传统的“赋”散文化了，这也就是诗与文的统一。从《水调歌头》和《念奴娇》说，诗人则是把带有市民文学倾向的词，诗文化了，这个我们只要一对照柳永的词就会明白。词在中唐以来是与市民文学同时发展起来的，它的以爱情为中心的主题是同于市民文学的，它的终于要走向通俗的曲去，更是市民文学发展的道路。到了宋代，柳永就正是大力地把词向这个方向推动，然而这也就是意味着要脱离正统诗文的轨道。苏轼很看不起柳永的词，说它太俗，其中心的缘故就在这里。而苏轼自己却是要把词的发展拉回到正统诗文的轨道上去，这里一方面固然能使得词从生活较小的领域中接触到正统诗文已经获得的广阔天地，而另一方面则究竟是一种文学史上保守的倾向，在这里有助于苏轼的则仍旧是他的浪漫气质。这浪漫气质使得苏轼又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正统诗文的局限，与市民文学有了共同的基调，这在《念奴娇》一词中表现得最为明白。

　　《念奴娇》的主题是一个历史凭吊，而这个凭吊是通过对于“千古风流人物”的向往而表达的，而这个“风流人物”虽然还是继承了“魏晋风流”的传统，却又增加了新的东西，那就是特别强调“周瑜”这样“少年英俊”的人物，这就使得到了宋代已是保守的中年人的正统文化中得到了一种青春的活力。像：

　　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这乃是正统诗文中所从来不重视的，而在词曲中则被广泛的歌唱着，这里诗人在古老的历史凭吊中弹出了新鲜的调子，它的风流豪放，与一个“周郎”这样的典型性格统一起来，也就是正统的诗文与新兴的词的统一。这里有着封建时代文学中浪漫气质的更为丰富的涵义。　　浪漫的气质，豪放的风格，壮阔的波澜，发人猛省的理趣，这些就构成苏轼行云流水般的形象语言，为宋代的诗文平添了无限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