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自由奔放的风格往往又与缜密的观察和细致的表现结合在一起。他的优秀的咏物诗都可以看出“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答谢民师书》）的功力。他的七古长篇注意布局谋篇的完整，使之虽有一泻千里之势而又能“文理自然”。苏轼诗的特点还在于：作为诗人，他对事物的诗意的感受有时并不比他的观察和思索更敏锐和更深刻。他的不少诗，可以写得动荡流走，不落平板，但诗的形象往往不够鲜明和饱满，而以一种理趣见胜。即使像《题西林壁》、《琴诗》等，它们获得人们的喜爱，也并不由于其中有多少诗味，而是在司空见惯的事物中，突然揭示了带有哲理性的问题，说出了一般人心会而不易说出的东西。这种哲理诗虽然吸收了禅偈的机锋，但和他那些枯燥无聊的“禅诗”是有区别的。

　　苏轼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这是受了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而又有所发展，也是宋诗的一个共同特征。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比之韩愈等人，也较少矫奇立异的弊病，如《凤翔八观》、《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子由论书》等还是可读的；但他同样无法克服议论化的根本缺点：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的损害，并且容易造成诗歌语言的松散。议论化又和他的矜才炫学的习气相结合，更是十分严重地影响了创作的成就。一是用典。苏轼诗中虽有个别用典较能帮助意境的创造，但大都是典故的堆砌。像《贺人生子》、《戏张子野买妾》等，句句用典，有的甚至一句用两个或三个典故。有不少典故在他诗中重复使用。他几乎袭用了《庄子》所有的寓言和警语，又大量采用佛典。这就使作品变得滞闷和艰奥，人们往往被一大堆典故挡住去路，很难立刻进入诗的境界。另一是和韵。魏晋以来，诗人唱和本来是不拘体制也不袭原韵的，唐代白居易和元稹、皮日休和陆龟蒙等人稍开和韵风气。到了苏轼手里，每每与诗友“数往见之，往必作诗，诗必以前韵”（《岐亭五首序》）。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反而津津有味地当作写诗的目的。他不仅跟朋友们往返酬和，而且和自己诗的韵，和古人诗的韵。《滹南诗话》中指出，他的诗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而害于天全者多矣。使苏公而无此，其去古人何远哉！”在这大量和韵诗中，佳作确实不多，和他有成就有特色的诗相比，显得很不调和，难怪引起有识见的评论家对于诗人浪费才华的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