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之所以对“道”的认识会迈出关键的一步，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在于他浸濡于儒、道、佛三家思想之中.早年就在接受儒家教育之余受到了佛学的熏陶。纵览他的一生可以知道，他是宋代文人中遭际最为坎坷的，有两次“在朝——外任——贬滴”的大起大落。这是苏轼接近佛老思想的重要诱因。其《答秦太虚书》中说，他学老庄佛学的目的在于“出人佛老以自退”，结交方士僧人可以“厚自养炼”。其《答毕仲举书》亦云:“佛书亦尝看一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灌。”他用三家思想来体会“道”，所以这个“道”突破了儒家的范围，但同时又役有佛老思想玄秘空无的色彩。《日喻》亦可以佐证这一点。其中他提出:“道可致而不可求”。“致”即实践，这句话说明实践是把握“道”、掌握规律的途径，“道”并不可在想象中冥求。故《书戴禽画牛》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婶。”他在《秋阳斌》中批评其门生赵令畴养尊处优，四体不勤，因而不识秋阳的作用，从反面点明身体力行的真实感受是创作之源。

　　综上所述，苏轼从我们今天所谓的艺术生成论和艺术本体论两方面论述了文艺的本质问题。可以说，文艺本质论是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的基石，是他对文艺的根本性看法，其它文艺观点很多就是以此为基础来展开的.从艺术生成论角度来说，譬如，他指出文艺有客体性的一面，正因为坚持这个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反映论，他才提出“随物附形”说。当然他更看重文艺的主体性，所以他强调主体意识，坚持人格的独立，绝大部分的作品抒发的是真性情、真感受。

　　所以元好问《新轩乐府引》评价苏词“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其实何尝苏词是这样，他的诗文书画莫不如是口从艺术本体论角度来说，他认为文艺是“文与道俱”。其中他又将“道”与自由联系在一起，提出“道”与“技”的关系同题，对于创作方法问题发表了许多创见。而由重“文”出发，他则改造了孔子的“辞达”说。当然，由苏轼的文艺本质论延展开来的其它许多艺术思想，并非没有它们的一定的独立性，而且也是苏轼文艺美学中的重要构成部分，都值得我们去研究。　　参考文献:

　　[1]《苏东坡全集》(上、中、下)，黄山书杜，1997.

　　[2]《东坡诗山谷诗》，岳跪书社，1992.

　　[3]《东坡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4]《宋文纪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5]《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