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天性使然，不宜拔高

　　李白一生自负才华，是一个充满理想色彩和浪漫情怀的诗人。在那个历代读书人都以安邦定国为己任的时代，他的理想和抱负比谁都大，但是，从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唐明皇调汤、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捧砚这些浪漫之事来看，李白在政治方面显得是多么的天真和幼稚。这样的一个人物，纵然激情满怀，纵然志比天高，又如何能够像有些论者指出的《蜀道难》表现的是李白对于藩镇割据的担忧?

　　不错，公元755年，也就是李白离京之后，爆发了让唐王朝走向衰落的“安史之乱”，但这能不能证明李白早在写《蜀道难》时就具有这样的政治远见呢?我看未必，这从李白最终的结局就可以看出。“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正在庐山隐居，国家的危难，人民的困苦，的确让诗人寝食难安，很想重新出山，干一番大事业。这时，正好永王以抗敌平叛为号召率师东下，并邀请李白出谋划策，缺乏深远的政治眼光的李白，并没有看出永王借机扩充自己的势力、最终夺权的企图，欣然接受了邀请。最后随着永王的被灭，他也成了“叛党”，被判流放夜郎，后来遇赦，但生活贫困，不久就病逝于安徽当涂。就是这样一个文学天才、政治上的弱视，你能说他在《蜀道难》中表现的只是对国家的忧虑，而不是对自己人生的写照吗?

　　简而言之，《蜀道难》写于李白行将离京的天宝三年，它借助蜀道之难寄寓了诗人仕途艰险的感慨和惧祸身退的思想，像一面放大镜和显微镜揭露了唐王朝现实的黑暗，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和认识价值，是李白人生之路的写照。

　　参考文献：

　　[1] 谢思炜：《李白与盛唐山水诗——〈蜀道难〉再解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2] 朱昌林：《“李白〈蜀道难〉后继之作”解读》，《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2期。

　　[3] 李宇林：《杜甫的“陇道难”与李白的〈蜀道难〉之比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4] 高桥良行、李寅生：《略论李白〈蜀道难〉的演变过程——兼论〈蜀道易〉系列诗的政治意义》，《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

　　[5] 蜀道莽苍：《国步艰难——析李白〈蜀道难〉寓意》，《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6] 顾永华：《“居安思危，防险戒逸”的诗箴：李白〈蜀道难〉主题新解》，《晋阳学刊》，1991年第4期。

　　[7] 朱德慈：《〈蜀道难〉非作于蜀地辨》，《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