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战争诗的作者都是华夏族的一员，他(她)们的爱国感情完全是从心底里流露出来的，特别是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更是如此。诗人们在民族战争中深明大义，为正义战争奉献一切的心理，体现了时代精神，具有典范性的作用。在世界史上，我国是一个文明传统未曾中断的古国，是唯一形成稳定的统一趋势的古国。这里头原因很多，但这种热爱自己祖国，为民族生存与发展而献身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得以延续三千多年的精神支柱，是筑构于民族心底的万里长城。

(二)《诗经》中的战争诗是我国民族精神的最初纪录，也是民族意识觉醒的里程碑，并对后代以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写道：“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竖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王昌龄唱道：“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何等昂扬慷慨，壮怀激烈!

(三)《诗经》战争诗不仅表现了爱国精神，而且生动地展现了民族战争中的英雄形象。《诗经》战争诗是否表现了这一崇高的精神范畴，艺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陈铁镔先生说：“《采薇》诗中抒写了出征士兵保家卫国怀念亲人和乡土的情思，表达了抗敌精神和阶级意识的交织，从而有血有肉地塑造了爱国英雄的形象。”赵沛霖先生反对这种提法，他说：“：‘英雄形象’是一个十分高的美学评价，它必须体现时代和历史发展的动向，为国家和民族建立卓越的功勋，同时具有博大的精神和崇高壮丽的美。而《诗经》战争诗中的主人公形象，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未达到这样的高度。”⑤我们的看法是，《采薇》中的抒情主人公只是一个普通战士，其贡献毕竟有限，够不上称之为民族英雄。但辅佐宣王中兴的功臣尹吉甫和南仲等主帅则可以冠之民族英雄的美名的。吴起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⑥意思是文武全才的人，才能担任军队的将领;刚柔相兼的人，才能统军作战。被誉为“万邦是定”的尹吉甫就是这样一位统帅。方玉润在评《小雅·六月》时说：“先言玁狁之猖镢无忌，次写大将冲锋先行。故一战而敌退，王乃命将追奔，直至太原而止。盖寇退不欲穷追也，此吉甫安边良谋，非轻敌冒进者比。故当其乘胜逐北者，车虽驰而常安，马虽奔而恒闲。何从容而整暇哉!及其回军止戈也，不贪功以损将，不黩武以穷兵，又何其老成持重耶!所谓武略者，尤须文德以济之。非吉甫其孰当此?宜乎万邦取以为法也。”⑦

　　这里我们不是清楚地看出尹吉甫在民族战争中闪烁出崇高壮丽的美吗?他们的出现，充分说明我国文明史已由古老的神性英雄让位给了人化的英雄。他们有了更宽阔的活动空间，有了更广泛的群众信仰基础。他们已跟反映祖先崇拜的形象如公刘、后稷等神性英雄区别开来。马克思说：“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⑧尹吉甫等民族英雄正是在战争的烈火中创造出来的。

　　《诗经》战争诗不仅具有思想美，而且具有艺术美。崇高的阳刚之美是其突出的待征;例如《大雅·常武》第五章：

　　王师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苍，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朱熹《诗集传》评云：“如飞如翰，疾也;如江如汉，众也;如山，不可动也;如川，不可御也;绵绵不可绝也;翼翼，不可乱也;不测，不可知也;不克，不可胜也。”方玉润《诗经原始》评云：“绵绵三句，承上文而下，气势浩穰，有天地褰开，风云变色之象。嘻，叹观止矣。”这种中肯的评论，正是突出地肯定了此诗的阳刚之美。《大雅·大明》中描写武王伐殷的牧野之战，也具有同样的气势。诗里的情思不再回旋于个人的狭窄天地，而是回旋于变易不居的历史长河之中，乐观高亢的感情基调，壮大的气势反映了中兴时代的民族精神风貌。

　　建功立业的主调中回响着淡淡的忧伤，又能不失其雄浑开阔的意境，这是《诗经》战争诗美的第二个特征。正是这种合乎人之常情的离愁别绪与一往无前的气概的结合，才使诗中的形象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这是魏晋时代和南朝时代的战争诗所难以比拟的，只有盛唐的边塞诗才能够与之媲美。

　　没有战争血腥场面的描写，而着重于英雄认物的意气风貌以及声威表现则是其第三个美学特征。按常理讲，战争诗就是描写战斗的诗，然而《诗经》战争诗却另有一番风貌。它一般不直接描写具体战斗场面，多用笔墨去进行声威和气氛的渲染。作品中，只让人感到紧张的气氛，却听不到厮杀和呻吟，只有凯旋的欢乐，而看不到死亡的流血。那么这种美学特征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呢?赵沛霖先生认为：“都以我国所特有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为灵魂，所体现的都是高德尚义的政治理想和胜残去杀的军事思想。”⑨这种分析可以说得通，但我们认为只有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去理解，才能找到问题的关键。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精神呢?一言以蔽之，即“仁”。《说文》：“仁，柔也，从二人。”其本义即“爱人”，表现在军事上就是褒扬“有征而无战”的仁义之师。荀子说：“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二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亲，远方慕其义。兵不血刃，远迩来服，盛德于此，施及四极。”⑩这里的“不乐杀人”和“兵不血刃”都是“仁”在战争观的体现。《诗经》正是在这深刻的意蕴上，成了中国诗歌的源头，并给后代以良好的影响。

　　在具体艺术手法上，《诗经》战争诗也有其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