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车》写跟随南仲出征玁狁的一般将士，情况与此全异：他虽知“王事多艰”，形势危急，但却没有“以匡王国”的能力，而只能“忧心悄悄”，奉上司之命“城彼朔方”。从他的视角来写战争，则只有局部，而不可能有全局。

　　《采薇》从下层士卒的视角写凯旋而归则又另有特点。作为一个下层士卒，他的使命主要是奉命杀敌，诗中很少写总体形势和变化过程，主要是表现他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统治者的幽怨以及对于自己不幸遭遇的不平，特别突出的是“载饥载渴”的苦难和“莫知我艰”的孤独。其所见所闻和影响之所及，既不同于《常武》中的天子，《六月》中的统帅，也不同于《出车》中的将士，而是具有他所属阶层固有特点的另一个独特的世界。

　　可以看出，战争诗从不同抒情主人公的视角写战争，其结果，同一背景下的同一场战争在作品中却大不相同：或有天子气象，或有全局特征，或专注于一隅，或集中于个人——不同的抒情主人公分别创造了与他相应的不同世界。既然围绕着每个抒情主人公的世界各不相同，我们当然也就可以以它为中介去认识其中的主人。“人只有以社会生活为中介才能发现他自己，才能意识到他的个体性。”[3]战争诗正是根据人与其周围世界的因果关系，通过这个“中介”即围绕人的特定的世界来“发现”抒情主人公，并表现他的“个体性”——他在社会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及其内心世界，从而巧妙地塑造出不同出征者的艺术形象。

　　其次，战争诗形象塑造的另一个特点是着力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诗歌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比把握其外在特征更为困难，但是战争诗却轻松而巧妙地抓住它，并将它准确而传神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采薇》、《出车》、《六月》、《江汉》、《常武》等五篇诗歌都是写战争取得胜利，凯旋而归，事件虽相同，但是诗人从具体人物的具体境况出发，真实地再现了战争胜利带给人们的不同感受和反应。

　　《江汉》写召虎征伐淮夷胜利而归，受到宣王的册命和赏赐;《常武》写宣王命卿士南仲和皇父征伐徐国胜利而归，颂扬天子和王师的辉煌功勋。诗篇描述他们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宏伟抱负，字里行间充满了欢乐和自豪，逼真地传达了这些王公贵族的心声。在周代社会里，周天子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周天子，所以，王师出征取得胜利，其实就是以周天子为首的王公贵族的个人的胜利，是他们个人功业的体现。战争的胜利意味着他们官位的升迁和福禄的增加，因而他们的喜悦和欢乐是由衷的。《六月》写尹吉甫伐玁狁胜利后大宴臣僚就充分透露了这种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