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水意象的生成原由

　　考察《诗经》的艺术手法，我们不难发现，水与情相互交融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和充分的客观现实依据：

　　首先，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缘水而居。水是万物之源，没有水的地方就没有活动着的生物，就没有那种鲜活而直观的生命。水在人们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中随处可见，在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水具有运行的持续、延绵不断性……，因而水每每被联想与表现青春年华易逝、容颜易老的不可复返性，从而让人在怀古悼今、怀旧自伤的感叹中，涌现出对人生爱情追求不如意的无限情感。”其次，水兼具阴柔性和坚韧性，非人力可以轻易驾驭，越想速成越难以控制住，一定要以柔对柔，要有足够的耐心温柔才能够体察得出水带来的享受，这不正和爱情一样吗?再次，水具有季节性，《汉书・地理志》注云：“谓仲春之日，二水流盛”，春天的水涣涣汤汤，带来无限春意和生气，郑国的男女们值此好时光，自由结伴游玩，奔者不禁(《溱洧》)。东门池畔，男子在人群中早已选定了自己的情人，水成为了他们欢乐相聚的见证(《东门之池》)。冬天的水冰冻三尺，寒意袭人，因此，《匏有苦叶》中的女子希望在坚冰融解之前能够与心上人共偕连理。不同季节的水带给人们不同的感受，让人们联想到爱情的千滋百味。最后，在古代，水还是一种无法自由操控的自然物，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危害，有时候甚至是灭顶之灾。人们不禁对它存有畏惧之意、恐慌之感。治水是一项伟大的功业，福泽千秋万代，能治理水患的人德智过人、品行超人，将永垂史册，流芳百世。在恋人们看来，水发起威来可不是好对付的，就像一只凶猛的老虎，难以驯服。能征服洪水的人就是英雄，就是勇士，是可以盟订终身、以身相许的人。

　　《诗经》中把男女相恋这一在现实生活里要受到多方限制约束的艰难过程融会入水意象的描写之中。关于水的文化意义，傅道彬曾从文化原型的角度做过一番分析考究，并总结说：“首先水限制了异性之间的随意接触，在这一点上它服从于礼义的需要和目的，于是它获得了与礼义相同的象征意味。其次也正因为水的禁忌作用，也使水成为人们寄托相互思慕之情的地方。”此外，假如我们从人类生存的环境和他们征服世界的能力方面来看，水始终在人类文化心理中扮演着可爱而又可恨的角色。人的生活离不开水，远古人群选择定居地点往往是择水草而居，水边也是男女相会的理想处所。但是水又会给人们带来灾难，它也是古人物资转移运输时难以克服的交通障碍。水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联络交往带来的种种不便，在《邶风・柏舟》和《邶风・二子乘舟》等篇章中，都有或强或弱、或隐或显的艺术表现。

　　在我们中华民族先民们的视野里，水还是一种生命的象征。水的累世经年的连绵不断、浩浩荡荡、奔腾不息，象征着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一往无前和民族主体生命力的繁盛兴旺与勃勃生机。有研究者认为：“水与婚恋的关系，缘于原始人对生命的热切崇拜，水是生命之源，而‘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又是人类种族延续之根本。因此，在原始人观念里，水与情爱关系密切则是某种必然了。”正是在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长期积淀和世代承传下，我们才会在《诗经》爱情诗中感受到形态各异的水意象。

　　从《诗经》“国风”的爱情诗中，我们还能够发现，水意象已经获得了一种审美原始意象的意义，它揭示出了人类社会文化中某种

　　精神对应联想的专属性和统一性。水意象的审美原型意蕴大致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以水的清澈、澄明隐喻异性的音容笑貌和风姿绰约，从而抒发诗作者男欢女爱的相互悦慕之情。这种原型意蕴开初主要体现在对异性气质风采的描绘形容上。在《诗经》中，由水意象所引发的悦慕对象有男有女，如《卫风・淇奥》中诗人因淇河里滔滔汨汨的水流和河岸边挺拔修长的翠竹想到了那位气宇轩昂的英俊男子。《卫风・竹竿》同样是以清明的淇水引起所咏叹的风姿绰约的美貌女子。但是愈到后来便似乎愈是约定俗成地专指女性了。

　　第二，以水的宽广、幽深和水流的洄漩湍急象征爱情的莫测高深、迂回宛转、一波三折，从而抒发诗作者在互相悦慕与向往的同时，又蕴含着一种惆怅幽深的爱情阻隔与爱情距离感。《诗经》中与江水、河水、湖水、潭水等水意象相关的作品，往往都程度不同地笼罩着一种爱情苦恼人、捉弄人、爱情重重受阻的审美形态。从《周南・关雎》、《陈风・泽陂》到《秦风・蒹葭》等篇，都旨在表现所思慕渴求的对象是“寤寐无为、中心��”的，有时候甚至是“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这种审美观照正好揭示了爱情叙事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无疑使诗作产生了巨大的审美张力，水意象在这里恰恰起到了别的意象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