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还是司马迁比较实事求是，他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倒是对“思无邪”比较客观的理解。他的讲法是划清了“通俗”与“低俗”的界限，也划清了正当的讽刺批评与“乱”的政治界限，应该说比较符合孔子的本意。

　　也有人从纯艺术思维来解释“思无邪”，比如程伊川说：“思无邪者，诚也。”也就是说这些爱情和讽刺诗表现的都是真性情，强调的是人格情志的真实，顺其自然，性情之正。乃至于当代学者李泽厚也赞同近代学者郑浩的解释：“夫子盖言于《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因此，李泽厚的翻译便是：“《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不虚假。”(《论语今读》)这样解释也不无道理。而且这种解释也可以从新近发现的《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里得到印证，那里面就有“吾以《葛覃》得氏之志，民性固然……”和“《木瓜》得布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云云，可以深味于《诗经》所展示的民性民情。

　　综合上述对“思无邪”正反两方面的解释和争论，“世儒解释终不了”的根源就可以明白了，那实际上对孔子提出的文艺批评思想标准，历来就存在落后与进步、保守与开放的意识形态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也是同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状况相关联的。正因此，孔子以《诗经》为范本、本来很明确的文艺批评标准，才被人故意搞得复杂而模糊不清。这样就正好给历代统治者采取各取所需的文艺政策提供了方便。

　　当然，文艺批评的思想标准也确实属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长期困扰着我们，至今还觉得不好把握。不过我觉得在理论上没有完全厘清、具体标准不好确定之前，被时人大力推崇的孔子提出文艺批评标准的办法倒是很值得借鉴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诗经》也确实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范本。我们的影视审查、书刊审查及至网络小编如果遇到难处，不妨就拿《诗经》里305首诗作对照，这样就可以很明确、很可靠地确定作品是否有违“低俗”和“底线”，确定哪些作品可以放行，哪些帖子可以不删。这样可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