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韵，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眷恋故土的思乡之情，它更培养了周民族安分守己，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即便是抵御外族入侵一年二年的离乡光景，似乎也难以让他们忍受，“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周人看来，如果至岁暮还不见还家已经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诗人之怨，早已经充盈于字里行间，“我心悲伤，莫知我哀”。更有甚者，甚至在他们出征离家的那天，就已经带着满腹的哀怨与眷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回乡时仍然有着不尽的忧愁，“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植根于农业文化的安土重迁的乡土情韵，在这些诗句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类似的例子还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造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有浓厚的乡土情韵，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农业劳动对象在大自然中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刺激了“触景生情，感物而动”的直觉感发式的创作冲动;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并决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影响了传统诗歌、自适自足、重在表现自身价值的写作目的;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的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方式滋养了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在《诗经》中，我们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正是这些，使《诗经》不但在作品题材内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　　《诗经》既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又是我国诗歌发展的源头，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得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他甚至认为，研究诗经可以培养联想力，提高观察力，学习讽刺方法，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从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效果。以上内容，仅是从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韵对《诗经》中的文化精神做了些浅显的分析。其实，诗经它所包含的文化精神远不止这些。对其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有待学习与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