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诗篇中流淌着十分浓郁而又深重的忧患意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乐歌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原始歌谣的终结，古典诗歌时代的开始，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颗璀璨而又耀眼的明珠。《诗经》本身是一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巨著，所以《诗经》中总承载着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无数先哲，对《诗经》中的忧患意识都有深刻感悟，比如《论语》中孔子曰“诗可以怨”，这种“怨”就是一种忧患意识的体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可见《诗经》中的诗篇多是诗人忧心愤慨之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论述道：“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也提到：“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可见一般。《诗经》三百零五篇，按照题材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表现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三大类，而忧患意识则无不浸润在这些诗行中。

　　一、婚姻爱情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婚姻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一命题在《诗经》中又得到了力证，表现婚姻爱情的诗篇约占《诗经》的三分之一，是《诗经》最重要也最为精彩的一部分。这类表现婚姻爱情的题材之所以魅力永具，绝不是因为它们单单表现了婚姻爱情的缠绵和甜蜜，更重要的是这类诗篇散发着浓浓的忧患意识。典型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诗人追求自己心仪的对象但又得不到对方的垂青，内心的忧伤、苦闷、焦躁、担心表露无遗。如《周南・关雎》。

　　《关雎》是诗经之首篇，这首诗描写的是周南地区的一位男子对一位美丽姑娘的热烈追求、深切思恋，以及在求而不得的情景下无比哀伤、惆怅和苦闷的心情。孔子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只评价了这一首《关雎》，孔子评它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忧患哀伤之意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就读出了其深意。试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温柔娴慧而又漂亮的女子，是多好的理想人生伴侣呀!但诗人忧患的是“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诗人最后忧伤苦闷得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觉。诗歌充满了对人的情感世界的观照。

　　(二)在追求恋爱自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受到当时礼法束缚，家长世俗的反对，而表现出来的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

　　在《诗经》的时代，据《周礼》记载，男女间婚姻爱情大事已经受到礼教的深重压制和束缚，恋爱婚姻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即恋爱婚姻、娶妻生子必须首先征得父母的同意，男女间的婚姻必须要通过媒人介绍才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婚姻，否则就会受到嘲笑、不被人们祝福，甚至阻扰。婚姻爱情面对如此深重的礼教束缚、家长包办、世俗讥议等恶劣环境，男女主人公在争取自由恋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在婚姻爱情中遭受不幸所表现出来的忧患痛苦。

　　这类表现婚姻与家庭不幸生活的“弃妇诗”是最能体现《诗经》作品中的忧患意识的。在西周时期的男权社会里，男女的婚姻制度很不合理，女子一旦被男子抛弃，其人生命运十分凄惨，其中的忧患和痛苦十分深重。最具代表的作品有《卫风・氓》。

　　《卫风・氓》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描写的是一位女子从她恋爱、结婚到受虐待以至被弃的全过程，抒发了她内心的不平、哀伤、怨恨和反抗。诗的结尾弃妇抱定与氓决裂的态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转为清醒、刚强和果断。诗中女主人公的忧患意识十分浓烈，有恋爱时“非我愆期，子无良媒”之忧;有氓逼婚时的“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之忧;有爱情受到挫折“不见复关，泣涕涟涟”之忧;有担心沉迷爱情最后不能自拔的“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之忧;有容颜已逝、青春不在的“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之忧;有遭受抛弃、行道迟迟的“淇水汤汤，渐车为裳”的痛苦不堪;有遭受家庭暴力的“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担忧恐惧;有被休回家、得不到父母兄弟安慰理解的“兄弟不知， 其笑矣”的暗自神伤;有“淇则有岸，隰则有畔”的无穷无尽的哀伤埋怨。全诗充满了对妇女婚姻不幸的关怀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