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能体现方玉润没有完全脱离封建诗教论诗的地方还在于，他认为此和平中正民间歌谣的出现与“文王、大姒之德之盛”有密切联系。“然非文王、大姒之德之盛，有以化民成俗，使之咸归于正，则民间歌谣亦何从得此中正和平之音耶?”他继承了战国之际礼学家的思想，认为“盖将见周家发祥之兆，未尝不自宫闱始耳”。方玉润将《关雎》看成是周王朝“上以风化下”、“以其夫妇之始，可以风天下而原人伦”的必然结果，同时，《关雎》也体现了周王朝的“翔洽之风”。

　　以上我们简略分析了《诗三百》在战国末期被定为经之后传统诗经学对《关雎》的阐释，我们发现，“诗经汉学”完全将《关雎》作为封建诗教的工具，而自朱熹始，始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它，认识到了诗歌的抒情本质，至方玉润更是前进了一步，认为是民间歌谣“歌咏初昏者”，同时，还对《关雎》的语言艺术作了精彩分析，当然后二者也并没有完全脱离诗教。

　　那么，在《诗三百》被定为经之前，《关雎》是否早已被研究着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如我们前文提到的《论语》，“《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同时，我们更不能忘记出土楚简《孔子诗论》，其中有四简专论《关雎》：

　　《关雎》之改，……盖曰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第十简)

　　《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第十一简)

　　……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第十二简)

　　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凝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第十四简)[2]

　　《孔子诗论》论《关雎》，两次提到“色”，表明作者认识到了《关雎》中体现的男女恋情，但是作者同时又认识到该诗主人公并非放任自己的“好色”之情而自流，他讲“改”、“贤于其初者”、“益”等，都表明《诗论》作者认为该诗最终体现了主人公重礼义的特点，将好色之情通过琴瑟、钟鼓之礼加以净化，主人公由“好色”改到礼义之上。可见，《孔子诗论》的作者虽然认识到了《关雎》中体现的男女恋情，但在论《关雎》时，还是将礼放到了首位。　　联系《论语》、《孔子诗论》关于《关雎》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传统诗经学研究并非无源之水，二者的“温柔敦厚”、“以礼节情”观念无不贯穿于后来的传统诗经学研究，《论语》、《孔子诗论》二者论诗的两个主要元素“礼”、“情”更是成为后代传统诗经学论诗的两条主线，绵延于中国传统诗经学中。在“诗经汉学”中，几乎是礼义占主导地位，情被无情地淹没，到后来的宋代、清代，情才被渐渐重新发掘，《论语》、《孔子诗论》中体现的温柔敦厚、以礼节情的思想重新得以体现。但就像《论语》、《孔子诗论》一样，传统诗经学论诗从来就没有脱离“经学”的束缚，直到“现代诗学”的出现才最终摆脱了“经学”的樊篱，将《诗》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