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笺》将《关雎》主旨概括为“后妃觉寐则常求此贤女，欲与之共己职也”。《郑笺》此言似是发挥《毛传》的“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也”。其实，毛传此言只是赞美后妃的美德足以使其事宗庙，而《郑笺》则发挥过了头，认为后妃有德，不妒忌，日思夜想地求淑女来配君子，与自己共同事君子。《郑笺》的阐释将《关雎》的抒情主人公即求淑女者定为后妃，如此诠释，后妃的美德更是非一般人能比。《郑笺》还说“琴瑟在堂，钟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时，上下之乐皆作，盛其礼也”，鲜明地提出“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乃礼仪之体现。

　　《孔疏》为“诗经汉学”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它在思想内容上并未自成一家，这从它对《关雎》的阐释上就可看出。《孔疏》阐释《关雎》时，采取“毛以为……郑认为……”的方式，分别阐释毛、郑观点。我们知道《郑笺》以宗毛为主，而《孔疏》在处理毛、郑不同之处时往往倾向于《郑笺》，“于郑玄宗毛为主之本意，反忽而少察矣。”[1]如它借用郑笺的主张来阐释《毛传》，认为毛以为《关雎》是赞美后妃之德，不妒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这其实是曲解了《毛传》的意思。再如对于“琴瑟”、“钟鼓”，《孔疏》明确认定为礼仪之举。

　　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权威著作，它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疑古精神、思辨学风。朱熹解《关雎》与前人的最大不同之处也是最能体现其进步性的有两点，一是对于荇菜的解释，认为“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茎如钗股，上青，下白，叶紫赤，圆茎求余，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无方也”。朱熹在这里还原荇菜的本来面目，认为诗人在这里写荇菜用的是“兴”的手法，以荇菜的“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无方也”引起下文主人公的“或寤或寐，言无时也”、“彼参差之荇菜，则当左右无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当寤寐不忘以求之矣”，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诗歌作者对荇菜的运用，而不再像“诗经汉学”那样将荇菜视为祭祀所需之物，停留在经学的礼仪规范之中。另外，朱熹清醒地认识到了《关雎》中所流露出的强烈的情感：“故其忧思之深，不能自已，至于如此也”，“故其喜乐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当然，朱熹并非将《关雎》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并非将其作为诗人尽情抒发自己喜怒哀乐的产物，作为封建理学家，他依然将其作为维护封建礼教的工具，用传统诗经学的原则来评价它，如上文提到的哀乐之情，朱熹并非认为那是男女主人公恋情的体现，而是诗的作者“宫中之人”的哀乐，如果求得此淑女则可以配君子以成内治之美，则乐;若求之不得，则无以成内治之美，故忧愁。可见，情感的流露并非是诗人最原始的本能，而是与封建教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对于这种情感表现的评价，朱熹认为“极其哀乐而皆不过其则焉”，这里的“则”与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如出一辙，依然以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