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无法反抗“氓”的绝情，就像“我”无法抵御命运的无情一样。因为在那样一个“夫为妻纲”的时代，丈夫就是“天”，就是不可违逆、不能质疑的代名词。因为男女权力的极端不平等和家庭地位云泥之别的形成，早已由来已久，根本不是任何个人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得了的。在一个靠劳动力强弱决定生存资源大小的时代，决定了男人“撑起一片天”而女子只能“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经济格局;在一个男人可“出将入相”纵横天下以逞其威，而女子只能困守阁中做“淑女”的时代，注定了男人风光无限而女人只能做幕后英雄的政治格局;在一个男人可以读书识字走仕途经济之路，而女子总被强调“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注定了男子有想法有主见而女子只好“头发长见识短”的文化格局;在一个男人可以三妻四妾以繁盛家族香火，而女人只能大度包容以显其贤德的时代，决定了男子为所欲为而女子只好忍气吞声的伦理格局。

　　可以确信的是，在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伦理秩序下，在那个男人说了算的家庭格局中，“我”针对“氓”的背叛和凶暴，没有任何有效地反制手段，而且就算是在公众舆论方面，“我”也没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支持。这里面除了“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的束缚，“我”被休弃返家后遭遇的“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的冷嘲热讽也可看作是社会救济之路不通的明证。可见，在当时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伦理秩序下，女性不仅在家庭内部可能遭受男性不受限制的权力的种种侵犯，还有因家庭不幸沦落为社会笑柄的现实危机。因此，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丧气的可悲情景：当女性在被追求时，因为信息的不对等(足不出户的女子不能和见多识广的男子在信息的准确性、针对性、完整性上相提并论)，很可能被男子的表面功夫所迷惑，而做出不甚准确的判断;而当进入婚姻生活时，女性因为种种资源和能力的劣势，又只能沦为男性的附庸，特别是当遭受男性的不公对待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女子既没有正当的渠道可以申诉，又没有可资利用的合法权利能与男性的强势特权相抗衡，这时，如果不能选择保持逆来顺受、息事宁人的沉默，可能就会因反抗触怒男方而遭遇无情的休弃;就算是到了被抛弃的地步，女性的处境依然是尴尬的，因为社会舆论通常会不问是非曲直的偏向男性说话(舆论指向有时也只问尊卑贵贱，而常常罔顾公平正义)，甚至是女性的亲友也会习惯性地从女子身上挑毛病，因为在传统时代女子被休不但对本人甚至之于家族都是一件可耻的事(尤其是对于私定终生的女子，这种舆论的非难可能更加沉重)。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氓》中的“我”的遭遇绝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无数女性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在那样一个把女性从属化、边缘化、物品化的时代，女性既无法逃离男性编织的虚假情感的罗网，又无法对抗“夫权至上”的不公正的权力格局，甚至无法躲避以袒护男权为理论基础的道德评判。万幸的是，我们的女主人公在面对打击和不幸时没有气馁绝望，而是高昂着头颅喊出了“反足不思，亦已焉哉”的觉醒宣言，这种决绝的勇气令人钦佩，这种理性的气度让人叹服。也许，正是靠着这种勇气和气度，我们可敬的女性才能穿越数千年来沉重的伦理迷雾，而昂首迎来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