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仲春会男女”与朴素自由的恋爱风尚

　　在周代，男女自由恋爱风气尚开，受到礼教的钳制并没有封建制度确立后的那样明显。这时的婚姻形态，包括正规的聘娶婚和非正规的野和。聘娶婚是婚姻的正宗，通行于上层社会，讲究礼仪规范，而野和即是这种对偶婚的残存。不同的等级层次的社会成员，其婚姻程序往往各有差异。统治阶级为了繁衍人口，扩大生产力，鼓励青年男女的结合，这就使得广大平民阶层的恋爱择偶处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具有追求恋爱的自主权利。

　　《氓》中写到“总角之宴”，可见女子与氓从小亲梅竹马，对氓亦是“不见复关，泣涕涟涟。”女子对氓一片深情，朝思暮想。氓对女子也是“信誓旦旦”，感情非常深厚。从开篇首句“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可以看出，男子主动向女子示爱，二人的结合也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并非宗族家长的意愿，也反映出周代先民的情爱自由可见一斑。

　　《周礼・媒氏》记载：“仲春之月，会令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据此，我们可以看出统治阶级给予了人们恋爱一定的自由空间，对在仲春三月的非正规婚姻不加干涉，并对嫁娶聘礼作了一定限制，规定“入币纯帛，无过五两”，亦即不超过一束帛，这样最大限度地鼓励人们自由婚配。《诗经》中，如《郑风・野有蔓草》《郑风・溱洧》等篇，对“仲春会男女”的婚恋习俗也有着充分的反映，弥漫着劳动人民对朴素自由的恋爱风尚的歌颂。

　　二、“子无良媒”与周代婚姻的“匪媒不得”

　　《氓》中女子解释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也从侧面反映出媒人在周代婚姻的重要性，亦为其婚姻悲剧埋下伏笔。《周礼・媒氏》中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郑《注》曰：“判，半也。得藕为合，主合其半，成夫妇也。”《地官・司徒》中专设媒氏一职，“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可见，周代正规的婚姻仪式的主持者都是由官方机构设置，媒人也已普遍介入到人们的婚姻缔结中。《豳风・伐柯》有言“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从诗句中可以看出，媒人是婚姻过程中社会化了的规范，是一个重要的牵线人，亦是宗族社会中家长对子女婚事干涉的产品。《礼记・曲礼上》中便谈到了媒人这一专职的重要作用，“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故日月以告君，斋戎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以厚其别也。”由媒人牵连男女，婚礼下达父母，上告祖先，操办酒席以告相邻，强调男女之别。因此，我们知道媒人是周代先民进行正规婚姻流程的前提。

　　《氓》中女子期待有媒人以进行正规的婚姻步骤，无奈男子未聘良媒，最后只得安慰男子，并许诺“秋以为期”。这也让人对男子的品行引发猜测，为何“子无良媒”?《氓》中男女婚时已过仲春，无媒而自行成婚，女子缺乏对男子的全面了解，并将自己置于违背礼法的不利境地，最后也只得留下深深的悔恨。

　　我国古代婚姻注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说文》中，“媒，谋也，从合二姓;妁，酌也，斟酌二性也。”媒人作为官方特设职位，是古代聘娶婚不可缺少的角色，同时也起着勾连嫁娶两家的重要作用。美满的婚姻，应有媒人的见证和礼法的约束，即使两情相悦，也应按礼法行事。反之，如果男女私定终身，就会遭到家庭和社会的耻笑，《孟子・滕文公下》有言：“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这也说明周代宗法制社会对婚姻的枷锁正在形成，强调宗族社会对婚姻本身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