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充满幸福憧憬的婚姻生活诗篇

　　3.1婚爱诗反映的婚姻习俗

　　据《礼记·昏义》[⑥]记载，周代的婚俗已经确立了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后人称之为“六礼”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这些礼节在《诗经》反映婚姻生活的诗篇中时有提及。浅析如下：

　　一、娶妻如何?匪媒不得。

　　见于《豳风·伐柯》的这两句诗，可作为我国的文学作品对媒人的第一次描写吧?“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诗人以非斧不得伐柯来起兴，目的在于后两句的非媒不得娶妻。短短八个字，点出了媒人在当时的婚礼中已经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了。有时候，甚至是无媒不成婚。据《周礼·地官》[⑦]记载，在周代还设有官媒，专门负责男女婚姻之事。“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可见，媒妁之言，已经开始干涉青年男女的自由婚恋了。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卫风·氓》中找到阐述。当那个一脸憨笑的小伙子来“抱布贸丝”之时，聪慧的姑娘看出了他的醉翁之意。然而，姑娘却迟迟不给答复，使得小伙子很上火。结果，姑娘告诉他：“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请听，这口吻与“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何其相似!由此可见，当时确实已经是一个“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的时代了。

　　二、仲春之月，令会男女。

　　在周代，举行婚礼的时间和现在是大不相同的。据《周礼·地官》[⑧]记载，那时候，青年男女多在春季举行婚礼。“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因此，《诗经》中便有了《周南·桃夭》这样喜庆的华章。“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在这首诗中，诗人以桃花起兴，用意很明显。一者以桃花之艳来衬托新娘之娇美，再者就是暗示婚礼举行的时间是在桃花盛开的阳春。盖春日万物勃发，生机盎然，敬天畏命的先民们以为，在这样的季节里举行婚礼是上应天命的(即符合自然规律)。当然，这种情况也不皆然。比如，我们读《卫风·氓》时，就能读到“将子无怒，秋以为期。”的话。这涉及到一般规律和特殊情况的问题。就一个大的范围来看，春天还是多情的青年男女释放情感的最佳季节，也是官方明文规定的举行婚礼的法定时间。

　　三、黄昏之时，女因男来。

　　这一节，探讨《诗经》时代男子迎娶新娘的具体时间。这要从“婚姻”这两个字说起。“婚姻”旧作“昏因”[⑨]，原来，古时候，男子在黄昏迎娶新娘，而女子因男子而来。因此，称“昏因”。先民认为，“阳往而阴来”[⑩]，即在黄昏时娶女是吉利的。这种情况即便是到了现代，还可以在许多农村见到。迎亲队伍往往在中午才要出发，黄昏时才能将新娘迎娶回来。习俗使然。《诗经·唐风·绸缪》即是此一方面的具体表现。“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这里的“三星”指参星，此星在黄昏时始见于东方天空。“束薪”是旧时婚姻习俗之一，即在黄昏时燃起火把(亦即今之燃烛)。之后，当然就是新郎的欣喜自言了。我要怎样来疼爱这“良人”呢?一对新人在黄昏时分结成婚姻，一个家庭组成了。在今后漫长的人生旅程中，他们将相濡以沫地完成自己将要承担的一切社会责任。

　　3.2 婚爱诗反映的社会状况

　　3.2.1社会生产状况

　　据史料记载，《诗经》中最早的诗篇大约作于西周初年，而最晚的作品作于春秋中叶。在这段长约50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生产主要以农业为主，而辅以渔猎、采集。当然，手工业和商业也取得空前的成就。对此，《诗经》都作了或多或少的反映。就婚爱诗而言，渔猎和采集表现得多一点。

　　《诗经》第一篇，被《毛诗序》赞为“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周南·关雎》就有“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的句子。再如《周南·巻耳》的“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这些诗句，都可以说明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活动中，采集还是很重要的一项。原因盖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虽较之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人们的物质状况还是不满人意，再加上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一年到头，常有青黄不接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采集能在一个程度上缓解劳动者的生活压力。于是，我们翻阅《诗经》的时候，就经常可以听到那来自富饶的原野或丰茂的山岭之上的动情吟唱了。

　　另一个经常见到的场面就是渔猎。毫无疑问，在先民的生活中，渔猎是占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的。当时，饲养业尚不发达，人们的肉食多数来自渔猎。况且，飞禽走兽游鱼，自生于天地之间，更无需人们劳力费神。因此，种植之余，渔猎活动十分频繁。《郑风·女曰鸡鸣》中的男子在大清早被妻子叫醒，要做的工作就是打猎。“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即是对狩猎场面和猎物处理的叙述。再读《陈风·衡门》，那欢会之后的男子干脆如此率真地唱道：“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连唱歌时的比兴都涉及到鱼，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渔猎甚至已经是深入到人们潜意识中的一项关乎生存的重要活动。

　　3.2.2 政治状况

　　就政治状况而言，不容乐观。这一点，四诗风雅颂，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黑暗的政治导致了社会混乱，战事频仍。于是，当男子被迫从军征战，生产任务和家庭重担就自然地落在女子肩上。读诗至此，你能一遍遍地听到那些身心俱疲的'姐妹们的凄苦之声。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这是《王风·君子于役》中的第一节，写一个妻子思念服役远方的丈夫。“不知其期”点明服役的期限遥遥;“曷至哉?”则诉尽思心的难耐。夕阳西下了，鸟儿归巢，禽畜入圈，妻子却心怯空房。试问，这一切凄苦的根源是什么?政治!黑暗的政治!黑暗的政治导致战争，战争导致善良的人民妻离子散。然而，妻子们是无奈的，她们只好向生死未卜的丈夫祈福一声“苟无饥渴”后，再回转身把不属于自己的沉重的十字架默默地背起来。

　　当然，也有把自己的苦楚诉诸言辞的。《周南·汝坟》如此写道：“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鲂鱼赪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 从诗的末章来看，这也是一首思妇的歌。不同于《王风·君子于役》的是，在本诗中，服役的丈夫因故回来了。于是，夫妻间有了对话。妻子对刚刚归来又要远役的丈夫提出了“父母孔迩”的残酷现实。这是对丈夫的诉苦，然而，却又不止此也。在她无助的哭音中，仿佛使人听到对混乱的时代黑暗的政治的控诉。

　　总之，在读《诗经》的时候，在读到关于婚姻生活中的思妇的诗篇的时候，总让人心生怜悯。她们往往琴瑟相谐伉俪情深，然而，生当诸侯争霸的时代，她们不能自已。是的，她们不是弃妇而等同弃妇。归根结底，都是政治惹的祸。

　　3.3婚姻生活中先民的幸福憧憬

　　产生《诗经》的时代，当然不是人们理想的黄金时代。诸侯之间的争霸战争此起彼伏，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人们的生活苦不堪言。然而，越是在苦难中，善良的人们就越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对幸福的憧憬。这种心理，我们可以从多首诗中找到证据，其中《周南·桃夭》和《郑风·女曰鸡鸣》是很有代表性的。

　　《周南·桃夭》是很为人熟知的一首诗。诗歌以夭夭之桃起兴，写大家对一位美丽的新娘的祝福。在这祝福声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先民对幸福的具体要求。“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这是大家希望新娘子可以和夫家的人和睦相处。盖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华夏民族最讲究一个“和”字。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一个家庭是否和谐，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否。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这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尤其，如果这个家庭还是一个特殊的家庭(如贵族)的话。因为《诗经》中的许多诗篇都是反映贵族生活的。于是，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之际，大家就一起来祝福他们，实则是一起来劝告他们，要与家人和睦相处呀。再者，就是生子。华夏文明以农业为基础，而在那样远古的时代，劳动力即是农业的保证之一。一个家族，若人丁兴旺的话，是要受到大家的祝贺的。于是，多子多福的观念也就深入人心。再加上儒家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宣扬。凡此种种，都使得大家把结婚生子当成人生的头等大事来办。在这首诗中，作者虽未明言，但第二节诗，诗人以“桃之夭夭，有蕡其实”来起兴，而兴中又有比，这分明就是祝福新娘子早生贵子的另一种说法，只是更为含蓄一点罢了。因此，我说，《诗经》中的婚爱诗能够反映出我国先民对美好生活幸福人生的憧憬。

　　《郑风·女曰鸡鸣》则以一个生活小片段来表现一对青年夫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周南·桃夭》不同的是，这首诗中，多了夫妻二人对自己生活的经营。“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从文本看，丈夫一大早即被妻子催起，随即是对丈夫外出打猎的描绘。这些都可看作是夫妻二人对自己生活的惨淡经营。如此披星戴月夙兴夜寐，当然不是无的放矢的，他们有自己的向往有对未来的憧憬。诗歌第二节，诗人借女子的口道出缘由。“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这几句诗，从对丈夫狩猎的祝福、自己的做法和对自己婚姻生活的祈盼三个方面表现妻子，其情殷殷，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之心跃然纸上矣。自然，再看诗歌第三节，我们还会发现，丈夫的心与其妻一般无二。“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他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的爱人高兴一点;通过自己的经营，使自己的生活舒心一些。在他们的心中，对生活的希望和憧憬从未消失。因为，尽管现实常常使他们倍感煎熬，然而，在煎熬中，却又有不可言传的幸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