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上把春秋当作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描绘，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春秋一世固然有许多礼乐制度的僭越和破坏，但同时也是礼乐文明的坚持和创新。《左传》评论记载春秋时期评论得失臧否人物的道德标准就是以“礼”为基本评价准则的。合乎礼乐，便是合乎道德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违反礼乐，便是背逆道德背逆历史发展的传统，这在春秋士人中是很流行的观念，《左传》“君子曰”的基本评判标准就是如此。而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文化经典如《诗经》《易传》《春秋》《国语》《论语》《老子》《墨子》等也大都完成于这一历史时期。因此简单地把春秋时代描绘成礼崩乐坏是不对的，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文化时代，一方面是礼乐的被僭越被破坏，另一方面是礼乐文化精神的被坚持被建设。僭越的是制度层面，建设的是精神层面的。随着王官解体，史官散在四方，宫廷雍容持重的西周文明风范也走出宫廷散入民间，经过新的城邦精神的洗礼与滋养，实现了一种文化的飞跃与哲学的转折，而生成出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空灵优雅的新的文化精神。

　　另一个误区是人们习惯上把春秋战国联在一起表述，一些历史著作常常把春秋战国作为一种形态的文化进行研究。其实春秋自春秋，战国自战国，两者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风貌。这一点顾炎武早就意识到了。他在《日知录?周末风俗》里说：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绝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春秋时代尚有礼乐文明的风流余绪，尊礼重信，重大义重然诺的君子人格屡屡见于史书。春秋虽已城邦自立，但对城邑联邦盟主的周王朝至少还有一丝名义上的礼貌；国际交往间还有大家相互遵守的公约，行人间往来赋诗，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有士大夫的文雅风采；春秋人对祖先对神灵，还心存几分虔敬。而降至战国，风气骤变，呈现出一片刀光剑影急功近利的面貌，各诸侯国已完成了从城邦到军事帝国的转变，已彻底走出城邦文明的范畴，不再讲尊王，不再讲礼信，列国间不再讲赴告策书，其思想主流不再是老子的智者风范，不再是孔子的圣人气象，而只是法家的冷峻急切和纵横家的博辩辞章。以孔子和孟子论，孔子有一种从容祥和睿智通达的歌者风范，相比之下孟子多少有些急切多少有些面部表情紧张。　　宋代理学家常常倡导“圣人气象”：“学者不学圣人则已，欲学之，须是熟玩圣人气象，不可止于名上理会。如是，只是讲论文字。”（《二程集》）圣人气象的实质就是春秋气象，因为我们不能脱离春秋时代的背景理解孔子和他代表的文化风韵。“圣人气象”是在春秋时代的文化土壤上诞生的，尽管孔子本人对自己身处的时代时时表现出一种悲怆和忧患，但离开了那个伟大的时代也无从理解孔子的文化精神。只有理解了春秋气象，才能理解从容恢弘的圣人气象，圣人气象是春秋气象的集中代表：自由而充实的思想流派，风雅而健朗的人格风范，鲜活而生动的艺术精神，使春秋时代成为滋养中华文化沃土的源头活水。司马迁对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赞叹，体现着士大夫对圣人气象与春秋精神的怀想。因此解读春秋精神理解春秋风韵，是我们理解传统文化，获得民族自信力的一项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