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与义是宋代士人的一分子，也具有此种人格理想，而此种二维人格理想在陈与义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以靖康为界，其人格理想的追求的侧重点、主导方向不同。靖康之乱前期，陈与义生活相对较为优越，曾“少年争名翰墨场”（《感怀》④），有过对功名仕途的追求。曾有“昔我同年友，壮志各南溟”（《杂书示陈国佐胡元茂四首》）的少年壮志，有过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性人格理想的追求。但是他初涉仕途，官卑位低，仕途不畅，因此诗歌中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但是宋代士人进中能退，仕中能隐，此时诗人人格理想的另一维度——追求心灵自由、和平愉悦的个体性精神的人格理想占了上峰。他耽于诗中，以诗为乐：“诗中有味甜如蜜，佳处一哦三鼓腹”（《三虀》），“书生得句胜得官”（《送王周士赴发运私属官》）。其诗歌题材多题画、写景、咏物、酬唱赠答之作，抒发自己的闲情逸致、寄情山水之乐。其诗歌主要呈现出清新明丽、简淡平远的风貌。这方面的作品很多，如《襄邑道中》、《清明二绝》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靖康之难骤起，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再次高涨，面对金人铁蹄践踏神州大地，二帝蒙尘，生灵涂炭的局面，“志士投袂，起而勒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⑤曾言“许身稷契间”的陈与义目睹了宋朝国运危机，国室偏安，“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的人格理想又占了上峰，他渴望中兴，大声疾呼“中兴天子要人才，当使生擒颉利来。正待吾曹红抹额，不须辛苦学颜回。”（《题继祖蟠室三首》其三），立志上马杀敌，以图中兴大计。他在诗中抨击腐朽的宋王朝，把犀利的诗笔直接指向统治者，同时以热情的赞歌歌颂抗金御侮的爱国志士，如《伤春》、《雨中再赴海山楼》等；有时在诗中怀念沦陷的国土，如《居夷行》；也有对掳北去的徽、钦二宗的怀念，如《有感再赋》；时时为国家的命运而忧虑，如《同范直愚单履游浯溪》等，这些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人格理想的体现，这些诗往往“感时抚事，慷慨激越，寄托摇深，乃往往突过古人”⑥，表现出雄浑慷慨、苍凉悲壮的艺术风格，在其诗歌中独具特色，后人也多称赞此时之作。　　宋代士人在忧念国事、兼济天下之余，也不忘自己心灵的愉悦，对个性自由和悦的主体性人格理想的追求，在其营造的闲适、恬淡的氛围中忘却世间的纷争、歇息久累的心灵，这在后期逃难中所写的田园诗、寄情山水之作中有很好的体现，如《村景》、《罗江二绝》等都写的清新可爱，看不出此时此刻的诗人是个避难者，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而是对生活充满热爱，有澹泊自适的心境，于他那些感时念乱、哀叹身世、怀念相思等诗风大相径庭，由此可以看出诗人的二维人格理想不是不时对立的，而是互为消长，某个时期、以一种为主，而另一种为辅，进而使其诗歌风格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