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进入文学史的形态

　　作家作品进入文学史，大约有两种形态：一是自然状态，或曰水到渠成的状态；二是人为状态，或曰催生早熟的状态。水到渠成的自然状态，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甚至漫长的时间过程，大浪淘沙，吹尽狂沙始到金，经过时间之水的无情淘洗，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渐次凸显，读者逐渐形成共识，作品获得一致公认，上升为经典，成为所有文学史编撰者都必须认真对待、跳不过、绕不开的话题。这样的经典化作品便会自然而然地进入文学史的视域，在文学史上占据应有的篇幅和席次。

　　这里不妨重温一下陶诗经典化的过程。在六朝"声色大开"的华丽时代，陶渊明仿佛一位土里土气的"乡巴佬",平淡朴素的陶诗因为不够时尚，并不被时人看好，而那个时代品诗最有眼光的钟嵘也只把陶诗列入《诗品》的"中品"[5]（P41）.而后经过初唐三仕三隐的王绩，盛唐咏写山水田园的王维、孟浩然，中唐尚平易闲适的白居易等的慕陶效陶，再经过宋代苏轼和陶、朱熹评陶、汤汉注陶，陶渊明终于从东晋南朝的一个着名隐士，攀升到中国诗歌史的最高层级，侧身于中国诗歌史上屈指可数的三五个大诗人之列，其作品成为大家公认的"平淡自然"的诗美范本，他也成了中国诗歌史上隐于乡土田园的最伟大的"乡巴佬".陶诗典范地位的最终确立，经历了前后六个世纪的漫长时间过程[6]（P8）.与之相似的还有杜甫。编成于唐天宝十二载（753年）的殷璠《河岳英灵集》，作为当代诗选未录杜诗。

　　对此，后人找出了种种理由试图予以解释，或许都有道理，但有一点似乎是不能回避的---那就是杜甫在当时大约是一个于诗坛无足轻重、可以忽略不计的诗人。杜甫地位的上升，从元稹、白居易等的大力拉抬开始，到宋代"千家注杜",终于被宋人"陶杜"并称，尊为"诗圣",确立了不可撼动的诗史地位[7]（P163）.诗人如此，作品亦然。一些后世公认的杰作，亦非一出手就被传诵，获得盛誉。比如，初唐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刘作在其身后被孙季良编入《正声集》，以其"为集中之最",由是方"为时人所称"[8]（P172）.张作直到明人李攀龙选入《古今诗删》，胡应麟《诗薮》又推崇它"流畅宛转，出刘希夷《白头翁》上"[9]（P51）,并由近人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一文大加推赏，赞叹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10]（P23）,才名声鹊起，张若虚因"孤篇横绝，竟为大家"[8]（P262）,《春江花月夜》成为"孤篇盖全唐"的旷代之作。此后，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在讲初唐诗歌时都会对之加以重点评介。

　　从张若虚写出《春江花月夜》，到闻一多推许此诗为唐诗中超一流的杰作，中间是漫长的一千二百年的时间跨度。这情形确如刘勰所感叹的："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4]（P23）所以说，杰作固然首先是由作家写出来的，但杰作的认识和发现，却是需要有眼光的读者，需要识珠的慧眼和巨眼。诚如张岱《一卷冰雪文序》所云："诗文一道，作之者固难，识之者尤不易也。"[11]（P5）确为甘苦寸心之论。惠特曼也说过，"伟大的读者造就伟大的诗人".可见读者作用之巨大。的确如此，天才作者的天才作品，还需要天才的读者去甄别、评鉴和阐释。从多到难以数计的现当代旧体诗词作品中发现佳作、名作甚至杰作，通过选本选录、鉴赏评点、文学史讲述，使之上升为经典，这是广大诗词爱好者的由衷期盼，更是诗歌史家和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者的责任与使命所在。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早已不是古典的牛背短笛、安步当车、从容悠闲的牧歌时代，我们处在一个生活节奏空前加快、生命节奏空前紧张的快餐化时代。从近年不断传来的旧体诗词进入文学史的呼声，到我们现在围坐一起讨论旧体诗词进入文学史的话题，似乎都表明大家已经不愿意再等，也有些等不及了。不是说我们过于性急，但我们显然是在有意识、有目的地"人为"推进中国当代旧体诗词佳作的经典化过程，推进现当代旧体诗词进入中国文学史、诗歌史的速度。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了第二种状态，选择了"人为"推进、通过"催生"使之"早熟"的状态。那么，如何才能保证"揠苗"而不碍其长势，"催生"而不伤其元气，保证"催生"出的是发育健全、骨相奇俊的麟儿，真正有资格进入文学史的上佳之作呢？于是，问题的焦点就全部凝聚在读者的审美鉴赏力上了。当代旧体诗词的经典化暨进入文学史，在我们有些迫不及待地选择了"人为"的"催生早熟"状态之后，尤其需要具备"真赏"眼光的读者，需要真正的"识器"者，需要千载一时的"知音".这样，我们的话题必然要转移到诗歌评鉴标准与尺度问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