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在中国的影响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儿童启蒙读物，知名度极高。古代儿童都是通过背诵《三字经》来识字知理的。《三字经》用简洁通俗的白话讲出了亘古不变的哲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不受文字限制，用通俗的文字将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全文用典极多，全篇充满乐观精神;在《三字经》出现之前，蒙学读物都是四个字一句，《三字经》则以三言形式出现，读起来轻松愉快，更符合儿歌特点，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故此为蒙学第一书。《三字经》在古代被称为“小纲鉴”，可以将零散的知识贯穿起来，使读书积累的百科知识，得以纳入一个清晰知识体系。

　　《三字经》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中国三大国学启蒙读物。

　　三字经在国际上的影响

　　从明朝开始，《三字经》就已流传至中国以外的国家。

　　根据记载，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经》翻译本是拉丁文。1579年，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罗明坚，到澳门学习中文，他从158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三字经》，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

　　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首先研读的就是《三字经》。其中一位学生罗索兴将它翻译为俄文，后入选培训教材，成为俄国文化界的流行读物。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又公开出版了列昂节夫(1716~1786年)翻译的《三字经及名贤集合刊本》，因其内容与当时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讲求秩序的“开明专制”等政治策略不谋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荐给俄国公众”并走向民间。“俄国汉学之父”俾丘林(1777~1853年)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谙经史，更明晓《三字经》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他在1829年推出《汉俄对照三字经》，并称《三字经》是“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当时俄国教育界在讨论儿童教育问题，于是《三字经》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成为当时社会流行读物。普希金细读后，在作序时称赞此书是“三字圣经”。普希金研读过《四书》、《五经》，但对《三字经》情有独钟，如今普希金故居还珍藏着当年他读过的《三字经》。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东方学系都以《三字经》为初级教材，而大多数入华商团和驻华使者的培训多以《三字经》为首选教材，因而，《三字经》在俄国文化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