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已有两种俄文译本，可到了1829年(清道光9年)第三种俄文《三字经》又出版问世。这是被誉为“俄国汉学之父”的俾丘林神父所翻译的。

　　把《三字经》称为“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的，正是这位“俄国汉学之父”。他是北京“俄罗斯馆”第九班随班学生的首领，曾在北京居住十四年，对《三字经》素有研究，深知《三字经》内容丰富及其对社会的重要影响。他的译本也与前两本不同，除了补加序言和注释之外，还排印了汉字原文，书名题为《汉俄对照三字经》。

　　《三字经》是中国南宋至清代家喻户晓的启蒙读物，不仅每句三字，而且句句押韵，极易上口。尤其外国人学习汉语时，有通顺易达之处。外国人称它包括“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之著作”，因而把它作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风俗习惯的入门书，是有理由的。

　　俾丘林神父的《汉俄对照三字经》出版之后，引起了俄国报刊的重视，纷纷评论介绍，有些报刊特别向读者推荐“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等句，有些则推荐“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等句。有些则用大量篇幅，把“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几句加以介绍后，还原原本本把“孟母三迁”的故事向读者介绍。有些报刊还就《三字经》的思想内容发表评论，说它是“东方哲学在欧洲人心目中固然古色古香，但其深厚朴素，却令人惊叹不已”。

　　《汉俄对照三字经》问世之后，在俄国确曾轰动一时。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俄国的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语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也把《三字经》列为初级读物。 1832年，恰克图俄国商人创办的“华文馆”，以及1839年俄国驻北京的布道团，在来华前也都采用《三字经》作为培训教材。这本只有一千多汉字的小书，作为一本启蒙书籍，在俄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