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便像机器一般重复所有医院的流程。病人卖力地讲述他的病情，仿佛手脚并用还不嫌够，有时还添加几声凄楚的呻吟煽情。医生则兼听兼问，凝神蹙眉，反复推敲着病理，外加在病历书上天马行空地涂鸦，那字迹只怕普天下仅她一人识得。回想起来，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无数次地上医院，会无数次地品尝被盘查的滋味。可以肯定，这个复杂的过程却是大同小异地简单，而过程的长短则取决于医生的耐心。姐夫此次就医湘雅医院的第一站，这位七旬妇人用了约十分钟的时间，便将夹着就医卡和处方笺的病历书，掷在了办公桌面的边沿。立刻，姐夫、姐姐像同时收到“逐客令”一样，攥住病历书“挤”出了门诊室，鱼贯而出。开启了入院就医的后一道程序：拍X光和做心电图检查。

　　被门诊室“泄”出的姐夫等仨人，齐齐来到缴费处——还是那刚才挂号的大厅。湘雅医院缴费的通道有两种：一是像挂号一样排队缴费；二是通过乌黑的交款机交钱。通过权衡，我们选择了第二种交款方式。此时，我才看清湘雅医院的缴款设备，确实非常先进。凭着病人手中的那张就医卡，便可以在机器上挂专家号、缴费、就医、取胶片和查询等，无所不通。我站在交款机前，面对这些与人齐高的黑色机器产生莫名的恐慌。它仅用片刻功夫，便将手中的一沓百元大钞“吃掉”，连痕迹都没留下，像一排张开血盆大口的猛兽。

　　接着姐夫等在我的引领下，以高频率从人堆中成功“突围”，仅上午十二点半前，就做完了肺片和心电图两项检查。

　　下午三点整，在古樟下苦等已久的我们，攥着X光胶片和心电图结果，再一次“造访”了“秃岭”教授的门诊室。这次“秃岭”又将她年迈的耐心，将留给姐夫就医的时间打了个五折——五分钟。她先是接过我递上的胶片，对着灯光凝神静气地观察了片刻，又回到座位给姐夫号脉。便从办公桌上取了一张便笺，涂鸦了一行字，连同病历书、就医卡一起拍在我跟前。说：“去做一个彩超。”

　　这时，我和姐姐、姐夫感觉像三只漂泊流浪的“野猫”，迁徙至“秃岭”的门诊室前，拐了一道急弯离开。我一边缓慢收拾着病历书、就医卡和医生出具的便笺，一边观察姐夫夫妇是否走出门诊室。随后，我闪到“秃岭”跟前：“瞿冬生是得的那病吗？”我满怀对姐夫真挚的情感，心中极不愿提及那两个敏感的字眼。而且，对面的教授也一定听得懂我的意思，此刻大家都心照不宣。

　　穿白大褂的老妪回答了我的提问：“是！”

　　“那——有几成的可能？”

　　“基本能确定。”

　　我哽咽着无法问下去了。再问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无非是病重不重、早还是晚、要怎样治疗之类的话。

　　面对残酷的现实，我们只能听任医生的“驱使”。我从门诊室出来后即到机器前排队缴费，之后又到做彩超的门口排队。尤其是彩超的列队令人崩溃，姐夫在长队中蜗行了整仨小时。那种等待如在油锅中煎熬。

　　内科楼内的大堂、走廊、通道等到处人挨人，人挤人，连个立足或打坐的空地都没有。滚烫而沉闷的空气，夹杂着浓烈、呛鼻的汗馊味，冲击着人们的感触神经。室内未排队的人实在呆不下去了，便轮换着到室外的树荫处避暑、透气。而内科楼与外科楼之间的一棵百年古樟下面，成为了大家首选的好去处。人们在那儿或是袒胸露腹躺在绿化带的瓷砖上；或是倚抵古樟的巨杆低头打盹；或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端坐、闲嗑；或是挺立树荫的边沿，向炽热的烈日刷存在感……

　　在姐夫耐着性子排队做彩超的这段时间，我按照与姐夫商定的意见，去医院门诊楼挂第二天的专家号，同样是排队。而这个挂号更让我人性狂燥，愤怒到了极点。先是我稀里糊涂地来到挂号人工窗口排队，好不容易轮上，窗口内蹦出一句生硬的女声：“专家号要到交款机上办理。”我百般不情愿地离开人工窗口，又折了回去。

　　“那——挂个专家号多少钱？”

　　“80！”

　　接着，我来到那一排被许多人簇拥的交款机前，排队；插卡；缴费；按提示进入挂号程序。折腾了好久，显示屏上弹出一行字：“明日的专家号，已挂完。”我感觉不可思议，不甘心，又输入，得到同样的提示。还不死心，连换了几台机器再录信息，结果相同。这下我估摸彻底没戏了，便悻悻离开黑色的交款机。

　　刚没迈几步，我的身边就聚拢了一大群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问我：“你要挂专家号吗？我帮你挂。”原来这是一团被称“票贩子”的人群，毋庸置疑，我早被他们锁进了“猎物圈”。

　　我试探着弱弱地问道：“怎么买？”

　　“加一百块钱手续费，180元一号。都这行情。”

　　“不是没号了吗？你们怎弄到？”

　　“有！你们挂不到，医院只允许我们挂。我包你挂明天上午一号怎样？”

　　我无语。联想今日在医院所遭的种种碰壁和冷眼，又遇个变卖专家号的事，至此我对这所所谓的“名院”反感之极。其实，对于姐夫的病况我已了如指掌，再怎么检查也是“那病”。接下来无非是确诊，然后住院。做切除手术，化疗，再反复做……几乎成了一个公式。不管医院名气多大、历史多久，在医治“Ca”患者时无不出其臼。于是我返回与姐夫等人商量，让他们确定明天治疗的方案。

　　最后还是姐夫拿定了主意：既然来了，也就无须在乎这百把块钱了。

　　等决定敲定之后，我从“票贩子”人群中物色了一个老年妇女人选，这样的合作人更有安全感。最后一番激烈地讨价后，挂一个专家号的价钱谈为150元。老年妇女面有难色地说：“你这单生意我个人只挣20元钱，我要交50元手续费给医院。”

　　一切真相大白。原来这湘雅医院“一号难求”的根源，竟出于医院（或是管事者）与“票贩子”们狼狈为奸地编导。他们将交款机挂号出单的程序，交到本地“票贩子”的手中，并达成坐地分赃的默契。而那些迫切需要号单的患者，根本无法从正规渠道通行。可以说这一张张染黑的挂号单，便是一份份贱卖良心的证词。更是，通过这其中一个细节的解剖，我可以推断湘雅医院就医的众多环节中，如手术、看病、住院、进药返点等，不知还隐藏多少不为人知的内幕。　　我立在医院门口，由衷地感叹一声：在当今社会中做一个常人难，而做一个生病的常人更难！

　　当我搞定明天挂号的诸事时，姐夫还在做彩超检查的长队中蠕动。天气炎热，我和滴牙、李强等坐在内科楼前的树荫下憩息。这时，一辆押钞车和几名荷枪警察出现在医院一角，原来是医院提款存储的，这种例行的公务每天重复一次。闲来无事，我便暗暗估算着这家门庭若市的医院收入：假若每天就医患者算一万人次，每人挂号费均算50元，每人检查费均算500元，每人治疗费均算1000元，手术费，药厂返点，住院床铺费，停车收费，食堂收入……妈呀！我真不知怎么算了，我根本无法算清这所“名院”一天有多少收入，在院医生的私人腰包要鼓多高？

　　第二天早八点，我们在医院门口购得一张呼吸内科专家门诊号单，而且排7月19日1号。取号后，我们猴急猴急地来到门诊室。一位姓周的专家：矮个，偏胖，平头，约50来岁，戴老花眼镜，穿戴显得土气。见面后我心里觉得憋屈：这难道就是那一号难求的“专家”？他却与我见过的众多医生没啥不同啊。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见识了专家和普通医生的不同之处。当时，我与姐夫、姐姐手执1号挂号单跨入进专家室时，还有两位时尚女生，边听电话边尾随入室。

　　周专家看到鱼贯而入的人群，便问走在后面的女生：“你们也是挂1号的？”

　　“我们是2号。”

　　“专家”一听，破口大骂：“出去，你们有什么资格进来？”俩女生见“专家”无端发雷霆之怒，赶忙退出门诊室。待周专家“肃清”了室内“余孽”后，便端坐为姐夫看病。首先他摊开病历书的空白页，一边问一边写。写满了大半页纸后，两眼便在彩超胶片和心电图单上聚焦了一会，又划了一张便笺。说：“去做一个超强CT。赶快去交钱、排队，如果安排顺利的话，后天可以做到。”

　　等到姐夫夫妇退出门诊室后，我再次“故伎重演”，但这次得到与“秃岭”教授不同的回复：“不知道。”

　　从周专家门诊室出来后，我们都感到十分茫然。做了两天的无用功，走了两天的弯路，重复着与宜春新建医院相同的程序，又回到了做“超强”检查的起点。

　　这人生的路，又何尝不是如此？总是绕了一道圈后又回到起点。甚至，我越来越相信宿命的暗示了，它时常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和力量，来左右我们的行程与方向。其实一辈子不长，走着走着，便发现与自己牵肠挂肚的父母老了，身边亲人离世或生病的消息多了，对就医疗病的程序不再陌生了……这时，你会惊慌失措地发现镜子里的人，满脸憔悴，苍老在无休地忙碌和奔波之中。

　　这次，我和姐夫、姐姐等人没有丝毫犹豫，当日下午即驱车返回宜春了，一路舟车劳顿。9月22日，姐夫在姐姐的陪同下，以肺癌患者身份住入了宜春市一院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