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接二连三的大雪覆盖山里山外时，大地到处都被冻得硬梆梆的。这时，我们躲在厚实的土坯房里，父亲用装过化肥的塑料纸把窗户包得严严实实，土炕烧得是火辣辣地热，就连可怜的酸菜缸，寒碜的酵母盆，还有圆鼓鼓的洋芋蛋也和我们一起上炕过冬了。虽说日子依旧在天天洋芋酸菜中过活着，而只要坐在土炕上，感觉总有股股热流从脚、屁股顿时温暖至周身。

　　隆冬的天是最寒冷的，而隆冬的炕却是最火热的。当我们欣喜地在土炕上挼完一棒棒玉米粒后，日盼夜盼的年终于在飘飘洒洒的雪花中姗姗迟来了。于是，母亲整天坐在炕上为我们纳着鞋底，缝补着过年的新衣。父亲哼着秦腔冒着严寒去镇上跟集盼年。

　　当温馨吉祥的香头在除夕罕有的肉香中灿灿而燃时，我们全家换好过年的新衣，盘腿坐在炕上守岁。聊天，吃肉，磕瓜子花生……这时，辛劳一年的父亲会为自己灌一瓶“陇南春”，趁着肉味，奢侈地喝那么几口，幸福瞬间溢满了土坯屋子，把整个土炕也薰得昏昏欲醉了。

　　想起我童年那段贫穷的光景来，似乎一切都是冷的，唯有心和炕是热的。

　　后来，到了九十年代后，物质渐渐丰润了，生活也慢慢好了许多，我们不仅可以吃饱穿暖，就连光席子的炕上，也铺上了时髦的羊毛毡和褥子。村里光阴好的“万元户”，早已买了电视还架起了专门取暖的洋炉子。但无论时代怎么变迁，土炕依然是庄稼人一生的钟爱。

　　这时，农作物越来越多，用不完，只好用来填炕烧灰，然后运灰烬给地里上肥。于是，村里的土炕一年四季总是冒着烟，无论谁家来了人，先生（老家对赤脚医生的称呼），亲戚亦或是游门（串门）的街坊领居，只要是进了堂屋，招呼的第一句话必然就是上炕。上炕，炕必然就是热的，冷炕一般是不好意思招呼让人家上的。那与给坐冷板凳没有太大的区别。即使是来人时间不多不上炕，也要伸出手摸摸炕有多热，然后把屁股往炕沿上放一放，显示对主人好意的心领。但凡是上了炕的，必然要笑呵呵地递上一支烟，再煮一盅罐罐茶，那待遇就和城里人待客吃饭唱歌属一条龙的热情招待了。　　再后来，我渐渐长大，疯一样地辍学挤身城市，远离乡村父母朋友和日日夜夜伴我成长的土炕。二十年后，我的床铺很大，我却发现自己从来都没有睡过好觉。

　　故乡那眼方方正正的土炕，依旧踏踏实实地记录着我人生中最为珍贵的17年。那17年，是美好的，幸福的，也是最令我难以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