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像是一本书，年幼的儿女常常读不懂父亲，直到他们真正长大了之后，懂得什么叫的时候，再重新打开这本大书，才能读懂父亲的那颗真诚的心。

　　写关于父亲的散文篇一：

　　早就想为父亲写点什么，但拿起笔来又不知从何写起。人们常说父爱如山，但对于这座山的形貌、结构、内质与品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即使大笔如椽的文坛巨子，也只能写出《背影》，而无法描写出全貌，何况我的笔是那样的单薄和渺小。

　　作为基层的农村党员干部，父亲的一生，早在1994年村支部的悼词中就盖棺定论了。但作为一家之长，父亲在我的印象中是和酒连在一起的。他活了83岁，当了20多年的村干部，交了40多年的党费和公粮，做了50多年的犁耙工夫，养育了7个子女。一生没有其他爱好，也没有多大的欲望，最大嗜好就是喝点小酒。酒是他劳累之余最好的慰藉;是他抵挡病痛的良药;是他的情感居所和精神寄托;更是他人性品行的量杯。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与他终身相伴。

　　父亲酒龄有多长，我不知道。听母亲介绍，父亲生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祖父早逝，早早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闯荡了近40年。躲兵灾、做苦力、当挑夫、打短工、逃荒讨饭……什么苦活都干过，落下一身伤病。听一位老中医说，酒能舒筋活血、健脾开胃、还能提神解乏，便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把父亲与酒连在一起，是因为父亲的酒道，颠覆了世俗和传统的酒文化，达到时了我们后辈无法企及的境界。

　　在传统酒文化中，“好酒”与“贪杯”是连在一起的，并为此找出了很多理由：如“酒醉英雄汉”“今朝有酒今朝醉”“酒逢知己千杯少”“感情深，一口闷”等等。总之喝酒图醉，要么自己喝醉，要么把别人灌醉。但是父亲好酒，却从不贪杯;他喝酒，但不酗酒。早年也许是家里贫穷，他喝的是几毛钱一斤的散装红薯酒，一餐不过一茶杯，不到二两酒。后来条件好了，喝的是农村自酝的粮食酒，每餐也不超过两杯。不管什么场合，也不管怎样的好酒，酒不过三，这是他坚守的铁律。在酒桌上，他既不扯皮耍赖，也不弄虚作假;他不当“英雄”，也不硬要别人当“英雄”。不管人家多么轰轰烈烈，他浅酌慢饮，人家扒在桌上了，他三杯酒也喝完了。因此，父亲酒量有多大，我不知道，其他人也很少知道，因为他从来没喝醉过。

　　“酒能乱性，佛家戒之”，这是佛家的信条。而父亲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喝酒不但不乱性，而是用来养性的。在父亲心中，酒是感情浓缩的液体，是打开心灵居所的钥匙。父亲没有多少文化，但很会说话。他的知识不从书本上看来的，而是从人际交往中听来的，酒就是他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我读小学的时候，父亲担任村支部副书记兼任治安调解工作，很多邻里纠纷、家庭纠纷的当事人都找到家里来，父亲总是和颜悦色地接待，从不烦躁或动怒。遇到特别难缠的角色，父亲便将当事人请上桌，拿出自己的酒壶，各倒上一杯酒，再叫母亲炒上一碟花生米或豌豆，挖出一碗坛子菜，两人边喝边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锦言妙语脱口而出。往往酒一喝完，心结也就化解了。来找父亲的人，大都是怒气冲冲或哭天抹泪而来，面带笑容而去。所以在众人心目中，父亲是个好人。文革时期“炮打九级司令部”，父亲也是批判对象之一。但不管造反派怎么动员，就是没有人起来揭发父亲，造反派“挖洞寻蛇打”，最后找到父亲唯一的“罪过”是：在老屋改建时，父亲把老屋旁边一棵枯死多年的樟树挖掉了。1994年父亲逝世后，前来悼念的乡亲们大都泪眼婆娑，见到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父亲生前所做的一两件好事，很多事情，是我们平时所不知道的。

　　“冷酒伤肝、热酒伤肺、不喝又伤心。”这条世俗的酒道，用在父亲身上也成了悖论。父亲喝酒不但不伤身，而且还能健身、养身。我小的时候，父亲便患有严重的胃病，一到冬天发作犹其厉害。每次在做完田地工夫回家，或晚上在大队部开会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燃起一炉大火，把胸前的衣服撩开，靠近火炉烤火。然后把“苏打片”或“陈香露白露”一把把倒在口里，嚼细后就着热水咽下去，但效果并不明显。开始我们以为这是父亲长期喝酒所致，便力劝父亲戒酒。但父亲不听，只是在喝酒的方式上作了一些改良，冬天不再喝冷酒，把酒倒在一把带嘴的酒壶里，放进一匙红糖和几片姜，放在火炉灰中煨热，也不要酒杯，嘴对着壶嘴，就着火炉上挂锅里的热菜，咂巴着喝。后来，他的胃病竟奇迹般的好了。听村里的赤脚医生说，父亲的胃病属于寒胃，父亲这样喝酒方式恰好能驱寒健胃。从此，我们再也不劝父亲戒酒了，每次回家，都要给父亲带几瓶好一点的瓶装酒，但等我们一走，父亲便到村里的代销店把瓶装酒换成了散装的粮食酒，说是喝粮食酒习惯、顺口。

　　“酒逢知己饮”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多大数人的酒道。家里来了客人，或好友来访，搞上一桌子的下酒菜，喝得杯盘狼藉，酩酊大醉。

　　家里没在客人，大都是不喝酒的。但父亲喝酒，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独斟自饮，早年时候三五好友喝酒，通常是一碟花生米、一盘豆腐干、一碗坛子菜就行了，如果再加上一盘猪肝，便是上等佳肴。天南地北喝个微醺就到时顶了。晚年牙齿不行了，酒还是照喝不误，喝酒的方式也一成不变，只是下酒菜换成了猪肺煮豆腐这样的软食。直到83岁高龄，父亲仍然耳不聋、眼不花、头脑清醒，每天都要走五里路。

　　1993年阴历正月初8，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回家给父亲过生日，陪父亲喝完酒后，父亲突然提出要和我们一起去看看母亲，来到母亲的墓地，父亲指着旁边的空地说，我的把时间不多了，我死之后，你们把我和你母亲葬在一处。当时我们以为父亲就是随口一说，并没在意，没想到真的是一语成谶。1994年阴历腊月初一的傍晚，父亲和曾孙子玩完用手指下酒吃的游戏，回到他一直坚守的老屋，便顺着门框溜下地，再也没有起来。

　　父亲走后，我们把他安葬在他自择的墓地，每次回家扫墓，看到墓地上不知名的小草随风摇曳，我好像看到父亲品酒时那惬意的神态，在袅袅的香烛烟雾中我似乎闻到了一种异样的酒香，这是父亲常喝的粮食酒，虽不浓烈却很地道，清纯、厚重、持久，让人回味无穷。

　　是啊，酒道即人道，需慢慢品味，才能悟出真谛，人生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