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视劳动者的人,没有权利享受生活,因为所有的生活资料,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来源于劳动。
这样一个题目,如让学者来看,很容易想到中世纪的欧洲,只有在那个时候,贵族和农民这两个概念才有可能被放到一块说事。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贵族和农民,不仅是两个出现概率相当高的词汇,而且是困扰国人多年的梦魇。
追求贵族,是国人坚持多年的努力。书沾上“贵族”,就好卖,房打上“欧洲”“城堡”字样,价钱就高。前一阵全民让孩子学钢琴,眼下又赶着让小孩学高尔夫,说是打高尔夫有贵族气质。据说一代小贵族的培养,分为两个路数,一个是本土路线,琴棋书画再加读经,一个是西化路线,钢琴、网球、高尔夫再加点涉外礼仪。总而言之,中国城市有了点余钱剩米的人们,个个都憋着把自己的儿女培养成贵族,其中有些人听说了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的传言,还多少有点耐心,可相当多的人恨不得一夜让自己的孩子变成伯爵,采取了快速填鸭式的培养,孩子课余时间,学了外语学钢琴,学了钢琴学舞蹈,学了舞蹈学礼仪,弄得大人和孩子都疲于奔命,苦不堪言。
在举国若狂,追求贵族的同时,农民这个词恰如其分地倒了霉,成为贵族的反衬。在很多场合,“农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一个形容词,无论人或事,只要被人说成是“农民”或者“真农民”,被说的多少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很多人宁可让人说他是流氓,也不愿意让人说他是农民。在城市流行的话语中,农民意味着落后、保守、小家子气、没见过世面,以及种种让城市人看不起的毛病气质。总之,若要贬低人,一句“农民”就足够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些追捧贵族、贬低农民的国人,恰恰离贵族最远。要说欧洲人捧捧贵族,倒是情有可原,封建社会相去不过三百余年,当年的贵族的城堡犹在,某些国家还有国王和爵士。可是中国,据钱穆说,宋代已经没有了大门槛,整个社会变动不居,“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或者反过来,“朝为座上客,暮为阶下囚”,都是司空见惯寻常事。中国的社会,没有贵族已经有上千年了,怎么到如今,反倒全社会寻找起贵族来了?
其实,现在追捧贵族的国人,尽管身在城里,有的已经住了很多代,但是,如果较真追上去,出不了三代,很可能就露出了自己的本色——农民。其实农民才是我们的本色,无论哪个家族,就算是姓爱新觉罗的满族皇家的人,查到他们的祖宗努尔哈赤,其实也是半个农夫。对于那些号称祖辈都在城里居住的人来说,其实我们的城市,在百年前不过是集中居住的乡村,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况且,居住在城里,跟贵族与否并没有关系。
也许,正因为自己知道自己的底子拿不出手,又赶上改革这么多年,不少人有了点闲钱,可供折腾,于是就拼命地追求贵族化,急切之间,又找不到学习的榜样,只好凭着一点皮毛的印象,胡乱追起来。按说,追求贵族化,向往教养、品味,倒不是什么坏事,至少说明咱们某些先富起来的人,有点追求,想让自己和子女上个台阶。只是追的往往不是地方,不知道弹钢琴、跳拉丁舞甚至打高尔夫,并不等于贵族。教养,更多的来自于家庭的氛围,来自于教育,来自于书籍的滋养。无论如何,一个只有琴谱、时尚杂志的家庭,是培养不出气质高雅的人来的。传统的中国,没有贵族,但是有书香门第,书香门第的标志,不是某种我们现在热衷的零碎技巧,而是读书的传统。
已经有太长时间了,国人总是对自己不自信,而农民的底色,恰是我们某种不自信甚至自惭形秽的根苗,追捧贵族和贬损农民,其实都是这种不自信的一种掩饰和发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