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真的，连家禽家畜的性情都随主人的。我家养的猪都是短嘴的、憨态可掬的（据说那种嘴巴很长的俗称“黄瓜嘴”的猪不仅长相凶恶还会咬人），母鸡是或糊涂或窝囊的，牛是温顺的，就连狗尽管生的一副凶样子，别人不打招呼把东西“借”走，它在门口高卧，除了摇摇尾巴，连吭都不吭一声。我姐夫家一条据说咬遍全村无敌手，令一村人闻风丧胆的狼狗借给我家看院子，半年熏陶下来快成哈巴狗了，他家嫌其不象狗不要了，只好在我家落户，你说岂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呢？

　　农村人对自己一手养大的家畜总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对自家的孩子真没什么两样，你看他们是怎样唤家畜的——猪娃、狗娃、鸡娃、牛娃，亲切如斯，其宠爱之深溢于言表。唯一有区别的是，有时会教训太调皮的孩子，但从来不打家畜。可能怜其生命短暂，出生好象就是在等死，吃点好的、受点疼爱多少可以弥补一下主人的愧疚之心。记得二哥结婚那一年要把肥猪卖掉时，猪在外面的架子车上嚎叫，母亲躲在房间里大哭，大伙儿还都很同情，纷纷安慰她，父亲还赶紧又买了一头小猪回来填补她情感的空白。这样的事情在农村真是屡见不鲜。

　　下面就要说到我家的异类了。有一年好像是老公鸡寿终正寝、入土为安了（老一辈的农村人几乎从来不吃家养的禽类或畜类），也许是天妒英才使它中道崩殂，反正“国不可一日无主”，我家就又买了一只年轻的白公鸡，为了叙述方便，就叫“小白”（感觉有点那个啊）。小白有两大恶习，第一是好斗；第二是欺软怕硬，彻底颠覆了我们家人的形象。这个小白从来到我家第二天起，鸡冠子就没好过，不是血肉模糊，就是新痂盖旧痂。它每天一大早起来，不知打没打鸣（我还在睡觉呢），，也不陪着“老婆孩子”，擅离职守，等九点回来用早膳时已经是灰头土脸、鲜血淋淋了。经过几日观察，发现它的对头竟是隔壁的一只爱啄人的红公鸡，暂且叫“小红’吧。小红强悍异常，堪称方圆百米的霸主。但究其原因，也似乎并非人家欺生，倒是小白公开挑衅，也许它初生牛犊不怕虎，想着一统江湖，称霸天下呢！毕竟我不是它，不能深知它的想法。总而言之，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何况小白只能算是个毛头小伙子，人家小红可是年富力强，从阅历、体力和气势上我家这位屡战屡败的健将都不是对手。但别忘了，小白还有一个特点——欺软怕硬。不知哪一天也许小红一口啄到小白的哪根神经了，它那个血淋淋的脑袋突然开窍了，用上了三十六计。一看小红不在，就对着它的“三宫六院”下口，那些成群的“妻妾”一边四下里逃窜，一边高声呼救，救星一露面，我家这位就逃跑了。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它们乐此不疲，直到邻居不胜其烦，把小红卖掉了事。毕竟小红有啄人的前科，我家小白好歹从来不挑战人的权威，这下它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园子

　　我家有一个果园子，大约四亩地，主要是苹果树，什么“红富士”“黄香蕉”“北斗”“印度”“秦冠”“花冠”“新红星”等等，品种繁多，不胜枚举，还有几株桃树，一棵李树，一棵柿树，空旷的地方搭了几架葡萄，几架西红柿，有时还有豆角，地上爬着西瓜蔓和香瓜蔓，另一边也许种着几畦韭菜、葱或香菜，反正五花八门的。我的父亲不像个种庄稼的倒像个生活的艺术家，所种的作物随心所欲，以自己和家人的喜好来定，好像从来就不考虑经济利益。种瓜是大家都爱的，载葡萄是儿子要吃，柿树是因为女儿喜欢柿饼。你看他从不关心今年那种果子不好卖，这种作物供不应求，收成以后也先拣好的给家人吃，吃不了再卖，就这样悠然自得地当庄稼汉。

　　春天到了，田里的野草长得全村最高最密，母亲急得上火，牙床肿得老高，催促他去除草，他会笑言“锄了还要长，随它们去吧，反正也高不过果树，挡不了阳光。”一夜春风来，树树竞繁花。文人墨客看到此情此景，免不了斗酒诗百篇。但庄稼人没那闲情逸致赏花做对，他们要忙“数花”了。有人会纳闷儿，难道要根据花朵多少预测今年的收成吗？错，这个“数”并非数数，倒是“删减”或“清洗”之意，也就是摘掉大部分花朵，只留下开得最大最好的。如果由着果树的性子开多少花就允许它发育成多少果子，那么我们市场上出售的苹果就如原始人在野外采集的野果一样又小又涩了。通常一树万朵花最后只能留下千朵，才能保证营养独享，结成硕果。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规律使得“枝头春意闹”的繁华无奈变成“总被无情弃”的萧索，就是孩童也会心生零落之感吧！

　　园子不装篱笆，只用一个木条钉的门象征性地拦一下，不为防人，只怕牲口进来糟蹋。有时候村子里晚上唱大戏，外村来看戏的路过口渴了就进去找瓜吃。有些不着调的人不懂生熟，乱摘一气。第二天下园子一看，满地瓜皮，还有许多生瓜蛋子碎在地上，父亲就会很生气，说庄稼人糟蹋作物和牲口没什么两样。

　　我在园子里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摘西红柿了。架子上粉红的、盈光润泽的果实熟透了候在那儿，一场细雨就能让它们裂开一条沙瓤的口子，淌出汁水来。什么东西多了都是麻烦事，西红柿泛滥时，母亲一早把新鲜的西红柿拌了糖摆在那里，诱惑爱吃糖的馋嘴的孩子去帮忙消灭一点，结果等到下午冒着泡泡的还在那儿一大碗，根本没人动一动，父亲笑她“连白糖一起糟蹋了”。这些都是夏天的景。

　　到了秋天，总有几藤南瓜难以处理。南瓜也属于高产作物，结起来没个完。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二十斤左右的大南瓜挂在藤上一直坠到半山腰，反正也吃不了，我们就拿一个很长的竹竿把它捣掉一直滚到沟里了，摔得稀巴烂。

　　小时候园子里有很多松鼠，父亲讲他们是怎么抓这种机灵的、滑溜溜的小动物的。据说松鼠气性大，经过几次挫折会气死过去，当然是假死，一阵儿就苏醒了。有一次父亲发现路边有一堆青的棉桃（大集体时鼓励种棉花），就躲在树后偷看。两分钟后，一只松鼠衔着一个棉桃过来了。父亲就大叫一声跳出了，那只松鼠扔下东西掉头就跑了。父亲又躲起来，松鼠观察一会儿又去吃棉桃，父亲故伎重演，如此三番，松鼠气得一蹦三尺高，躺下不动了。　　入冬了，懒于储藏的斑鸠饿得到处找吃的。父亲就在园子的平地上挖一些十五厘米左右深的坑或洞（容下斑鸠的身体那么大），撒一些麦粒在里面，然后就躲在一边。呆头呆脑的斑鸠一路踱过去，发现吃的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扎进去，头朝下尾巴朝上，再也挣扎不出来了。

　　我至今依然怀疑父亲所说的只是故事，并非亲身经历。因为我曾实验多次，从没成功过。不过也可能原先这些小动物太多了，而到我荼毒生灵时它们的数量已大大减少，或者已经从祖辈那儿了解到了狡诈的人类的雕虫小技，所以不再上当了。不管怎样，园子是童年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如今园子仍在，然而物是人非，故地重游未必再有那么单纯的快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