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昌的百姓大都就着山种植茶树，获得的利益归各家私有。恰逢主管盐铁的官奏请朝廷加强专卖制度管理，诏书下达各地，不得替百姓隐瞒应交的税。何易于看过诏书后说：“益昌这个地方不对种茶征税，百姓尚且活不下去，何况加重赋税来祸害人民呢？”命令县吏把茶树铲去。县吏争执道：“如果把茶树铲去，犯的罪就更大了。我当县吏的这样做不过一死罢了，您岂能逃脱被放逐到荒远海边的罪呢？”何易于说：“我怎么能因为爱惜自己一个人而损害全县的人民呢？我也不会让罪名牵连到你们。”他就自己纵火把茶树烧掉了。观察使听说了这种情况，认为何易于不顾自己为民众着想，终于没有弹劾他。

　　县里有的人死后，由于儿子幼小家业破败，而没有能力凑齐丧葬费用的，何易于总是拿出自己的俸钱，派县吏代为操办。百姓交纳规定的赋税时，碰到垂着白发曲背拄着拐杖的老年人，何易于一定请他坐下，让他们吃东西，询问政事方面的得失。公庭上有打官司的百姓，何易于总是亲自同他们谈话，为他们指明谁是谁非。罪小的，给予劝导；罪大的，给予杖责。全都马上将他们打发回去，不把他们交给下面的官吏处理。治理益昌三年，监狱里没有被拘囚的百姓，人民不知道有劳役之苦。（何易于）改任绵州罗江县令，政绩同在益昌时一样。

　　会昌五年，我路过益昌，县民中有的人能讲述何易于治政的情况，并且说：“天子设立上下考制度来勉励官吏，然而何易于的考绩仅仅列在中等里的上等，这是什么缘故？”我问他：“何易于催纳赋税做得怎么样？”答道:“向上级请求放宽交纳赋税的期限，不愿意过急地逼迫百姓，让百姓低价缴出粮食和丝绸。”问：“催服劳役做得怎么样？”答道：“国家财政部门所拨经费不足，就拿出自己的俸钱，希望宽待贫穷的百姓。”问：“给路过的权贵馈赠礼物做得怎么样？”答道：“除了传符之外，什么也不给。”问：“捕捉寇盗做得怎么样？”答道：“益昌没有寇盗。”我告诉他说：“我在长安，每年都听说给事中考核官吏（经常）就说：”某人治理某县，得到“上下”的考绩，根据这个考绩，授予某官。”试问这个人的政绩，就说：”某人能催纳赋税，在期限之前就完成了；某人能催服劳役，为国家节省了财政费用；某人在权贵经常路过的地方当官，能谋求来往的达官贵人为他说好话；某人能捕捉若干寇盗。”县令就是这样得到”上下”的考绩的。”益昌县的百姓听完后，话也不答，笑着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