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之歌的阅读答案(2)

时间:2021-08-31

  1908年纪伯伦得到玛丽·哈斯凯尔的资助,去欧洲学习绘画。他在巴黎艺术学院和伦敦等地的艺术画廊汲取西方古典和现代艺术的精华,曾受到罗丹的褒奖和支持。罗丹称他为“20世纪的威廉·布莱克”。

  1911年末,纪伯伦发表了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反响热烈。故事叙述富家女萨勒玛被大主教的侄子强娶,成为婚姻的牺牲品。尽管她有机会和情人逃出樊篱,但她像折断翅膀的小鸟,难以奋飞。5年后她生下一个孩子,但孩子一降生就夭折了。她也离开了人世。作者把这场爱情悲剧升华为东方民族悲剧的一个象征:“那个弱女子不正是受欺辱的民族的象征吗?那个苦苦追求爱情,身体却被牢牢禁锢住的女子,不正像那个受尽统治者和祭司们的折磨的民族吗?……那个女子在一个民族中,如同一盏灯放出的一线光亮,如果灯油充足,灯上的光芒难道会昏暗吗?”而小说中对母亲的歌颂,也包含了对祖国和民族的挚爱和眷恋。作者认为母亲“是人类心中发出的全部慈爱与甘美。母亲,就是生活中的一切”。

  纪伯伦的小说具有丰富的社会性和深刻的东方精神。他不以故事情节取胜,不描写复杂的人物纠葛,而着重表达人物的心理感受,抒发内心的丰富感情。大段的倾诉如歌剧中的咏叹调,又如法庭上的辩护词,极富感染力。作者往往以“我”作为主人公之一出现,直接介入故事,使叙述显得真实。弥漫在小说中的悲剧意味和批判意识,把哀怨和愤怒结合起来,更能引出对社会丑恶现实的痛恨与深思。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纪伯伦的创作重心由小说转向了散文和散文诗。他从用阿拉伯语写作,变成以英语写作为主。他用阿拉伯语发表的作品有:充满哀伤的散文诗集《泪与笑》(1913),赞美青春和自由的长诗《行列》(1919),富有激情和社会批判意识的诗文集《暴风集》(1920)和《珍趣集》(1923)等。他用英文发表的作品则有寓言、散文诗集《疯人》(1918)、《先驱者》(1920),哲理抒情散文诗集《先知》(1923),箴言集《沙与沫》(1926),福音体传记《人子耶稣》(1928),诗剧《大地之神》(1931)等。遗著有《流浪者》(1932)和《先知园》(1933)。

  《泪与笑》包括了纪伯伦最早写出和发表的散文和散文诗,展现了青年纪伯伦最关心的社会和文学主题:爱与美,大自然,生命哲学,人道主义,社会公正,诗人使命和孤独寥寂等,它们也预示了纪伯伦一生的创作方向。在《美》、《在美神的宝座前》中,作者把美当成宗教,当成主神,美使“智者哲人登上真理宝座的阶梯”。《火写的字》批判了济慈“声名水写就”的消极人生观,表现出用火在天空书写人生的宏大气魄。《致责难者》提出“地球是我的祖国,人类是我的乡亲”,“你是人,我爱你,我的兄弟!”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组歌》中的《浪之歌》、《雨之歌》、《美之歌》以及《花之歌》诸篇是本集中最优美、最有韵味的,情、景、理融为一体。

  《暴风集》收入了纪伯伦最具现实批判性、最有力度的散文和散文诗。《掘墓人》以超现实的手法塑造了一个敢于“亵渎太阳”、“诅咒人类”的“疯狂之神”形象,让他喊出“我是自己的主!”这一形象体现了纪伯伦对陈腐传统及其维护者的藐视和痛恨。《奴性》揭示了人类历史上和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奴性,指出奴隶主义是一个 “永久性的灾难”,它使人们的岁月“充满屈辱和卑贱”,提出打碎奴性锁链、结束跪拜偶像的历史课题。《麻醉剂和解剖刀》分析了“东方病夫”顽疾久治不愈的'原因,指出东方人“爱吃蜜”,又讳疾忌医,而东方的“医生”们则专开只能延缓却不能根治疾病的“麻醉剂”。他强调为了根治东方的痼疾,必须拿起“手术刀” 进行彻底治疗。《雄心勃勃的紫罗兰》以寓言的形式,阐释了“存在的目的在于追求存在以外的东西”这一思想。

  《珍趣篇》的许多诗文,反映了纪伯伦的爱国主义情怀。《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以充满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他心中的理想国,企盼祖国的儿女能代表黎巴嫩“岩石中的意志,巍峨中的高贵,流水中的甘美,空气中的芳馨”。《朦胧中的祖国》则以似真亦幻的笔法写出了海外游子对故土的热爱和眷恋。《新时代》表现了近代东方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号召同胞响应“生活的号召”,做“属于明天的自由人”。

  《先知》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涉及到“生与死中间的一切”,其中“爱与美”是《先知》的主旋律。作品具有哲理性、美妙的比喻、象征的笔法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收入《疯人》、《先驱者》和《流浪者》的作品,寓意深刻,富于哲理。《疯人》以隐喻和象征,暴露了人类社会的种种反常现象,指出所谓完美的世界实际上最不完美;所谓正人君子,实际上都是戴着假面具,不敢“赤裸于阳光下”的人;而所谓疯人,却敢于丢掉面具、直视太阳。《先驱者》以历史和进化的观点,证明人类冲破精神牢笼,追寻天空中飞翔的“大我”的必要性。作者借“先驱者”之口,道出了他对人类的爱。《流浪者》抨击了愚昧对文化价值的践踏,展示了文化贫困的可悲和可笑,并肯定了创造者孤独、痛苦的真正价值。

  纪伯伦以其丰富的艺术创作成果,成为阿拉伯海外作家的一面旗帜。1920年他和著名作家努埃曼等共同发起,组织了阿拉伯第一个现代文学团体“笔会”,担任会长。这一团体对阿拉伯海外乃至本土文学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以纪伯伦为代表的“旅美派文学”,成为连接阿拉伯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座桥梁,在阿拉伯文学复兴运动史上留下了多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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