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家乡后，我认真查阅有关资料，一无所获。一次，我从宋人胡仔《苕溪鱼隐丛话》中，偶然发现其中的一段记载与三绝碑异文有关。该书“前集卷五十”诗眼云：

　　后诵淮海小词云“杜鹃声里斜阳暮”公(山谷)曰：“此词高绝。但既云"斜阳"，又云"暮"，则重出也。欲改"斜阳"作"帘栊"。”

　　余曰：“既言"孤馆闭春寒"，似无帘栊。”

　　公曰：“亭传虽未必有帘栊，有亦无害。”

　　余曰：“此词本模写牢落之状，若曰帘栊，恐损初意。”

　　先生曰：“极难得好字，当徐思之。”然余因此晓句法不当重叠。

　　由此可见，秦观这首词在当时曾引起黄山谷等人的争议，认为其中有些字眼还值得商榷，如“斜阳暮”就嫌其重复累赘，建议秦观加以修改。“三绝碑”上的文字，当是秦观后来的改笔，的确胜过原稿。把“无寻处”改作“知何处”，成为问句，语气加重了，也就更好地体现词人彷徨歧路、不知所从的“牢落”心情。

　　特别把“斜阳暮”改成“残阳树”，从前者单纯一个天已黄昏的概念，进而描绘出黄昏时残阳挂在树上的动人景象，传达了词人孤零零地困守在郴州旅舍的苦闷心情。就是“郴江本自绕郴山”的“本”字，也比原来的“幸”字更为有情致，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读到这段文字后，我如获至宝。在1963年初，我把在郴州发现秦词异文和愚见，分别致函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龙榆生、上海师范学院教授胡云翼、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承焘三位先生。

　　他们都在百忙中给我作了回复。他们十分重视秦词异文的发现，龙榆生、胡云翼拟将异文补充到他们的著作中去，夏承焘、龙榆生更是迫不及待地想得到碑拓。可惜当时我在农村生产队忙于农活，无暇再往郴州去获取拓本，辜负了诸位老师们的一片好意。历经了半个多世纪，老师们都先后离世。这几封信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成了最为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