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大家都是平凡人不是“伟人”，没有以一种追随终极价值的眼光，来解读历史与当下变换的舞台，来预测历史的变迁与思维观念的转变。天堂沉默半小时，人间却要喧哗两千年。上级的指示沉默了，冯世宽的教条沉默了，田福堂的心计沉默了，孙玉亭的任劳任怨沉默了，于是整个石讫节喧闹了，整个双水村喧闹了。双水村的大小干部都带有狭隘与利己主义情怀，但那不是愚昧，也不是“走资派”，而是旧社会进步的潮流，正如田二所说：“世事要变了……”可惜的是那些干部、农民、知识分子都没能跳出那个“围城”——“围城内的人打破铁笼想钻出去，围城外的人却挣破铁笼往里钻”。

　　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曾经说过，“人”在童年时期所接受的印象或者教育，会沉淀在“人”的精神深处，甚至会成为“人”的性格“原型”，尽管后来可能会有所改变，但要触及它的本质构成，殊为艰难。双水村封闭的社会环境、完全宗法式的家庭关系、淳朴的民风和“简单”的人们，充满温馨、困苦的人际关系，特别是由血缘所维系的天然亲情，使孙少安仿佛沐浴着中世纪的“古风”。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孙少安，是个典型的农村汉子，有着最朴素的生活品质，是广大农民的代表。双水村其实就是一座“围城”，田润叶期盼着回到双水村去找她的少安哥，而少安却远赴山西寻回个陈醋大眼妹。少安的价值观是传统的，他崇尚的不是爱情上的真谛，而是人间真实的情感。门第观念与家庭的败落使少安深深地认识到他与润叶的结局只会酿成悲剧，这使他被旧的陈腐观念锁住了。但少安是幸福与安逸的，他有妻子和亲人的疼爱与关怀，一个纯粹的平凡人，也因此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局限。但润叶不是，她尊崇“爱情至上”的价值观念，没有因现实的枷锁而屈服，但润叶在挣脱那座“围城”之时，却注定了自己的悲剧。润叶的悲剧不是少安给的，归根到底是他们主体的价值观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