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孙少安是背负最沉重包袱的人，6岁开始干农活，13岁辍学帮助父亲支撑起风雨飘摇的家，18岁凭借着“精明强悍和可怕的吃苦精神”被推选为生产队长，成为双水村的“能人”。正是在他的庇护下，弟弟和妹妹才得以完成学业，姐姐一家尚能够勉强度日。而弟弟孙少平之所以敢放心到外面“闯世事”，前提也是有哥哥在，他的“后方”就平安无事。

　　孙少安不仅要同与生俱来的贫苦搏斗，还要处处提防来自村书记田福堂的算计，出于对孙少安才干和威望的嫉妒以及“骚情”其女田润叶的不满，田福堂多次利用“阶级斗争”陷孙少安于困境。孙少安就是在这样来自家庭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顽强抗争，负重前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除了不屈服于命运外，孙少安品行中的“仁”、“恕”也是书中表现的重点。无论家庭多么“烂包”，他从未显露出对家庭的厌恶和嫌弃，他对全家老少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感令人起敬，而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将对家庭之爱扩展到对全村村民的爱，这是超出农民狭隘门户观念的。从担当一队之长到后来招揽村民到自己的砖厂上工，以及慷慨捐资助学可以看到这一点。而他对自己初次创业失败村民对他的“背叛”更表现出令人敬佩的胸襟，在二次创业成功后仍不计前嫌地帮扶他们，孙少安是作者极力塑造的“仁者”的典型。

　　尽管只有高小文化，孙少安凭借生活的历练和聪慧的天资，使他对社会有着超出一般农民境界的独到理解。例如他初次见到田福军时一番让“农民撒手干想干的事，上面不要老指手画脚”的言论，其实质就是解放农村生产力;还有他在文革末期搞的“生产承包责任组”，其内容已同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差无几。　　郝红梅　　郝红梅是一个悲剧人物，与孙少平同是穷苦、苦命的人，郝红梅的爷被扣了个地主帽子，由于这个家庭成份，她一家人在村里抬不起头，她小时候一直都在担惊受怕中活着。及至文化大革命，她家又成了被打击的对象。背着这沉重的政治包袱，伴随着白眼和歧视，郝红梅从小就学的很乖巧，嘴很甜，因此才得以得到推荐上到高中。在高中与孙少平相识，自己也非常喜欢他，苦命的经历拉近了他们的关系，但同学的闲言碎语使她无法接受，渐渐远离了孙少平。后来郝红梅爱上了家境显赫的顾养民，两人互相倾慕对方。在邻近高中毕业时，为了给同学互赠礼物，郝红梅没钱买，去偷窃被发现，顾家也因此阻止她和顾养民得关系。后来她嫁给一名教师，可是好景不常男人死了，她孤儿寡母的独自面对艰难的生活......郝红梅长的清秀动人，即使不化妆，她也是那么的光焰耀人，只可惜在那时的政治环境下，她的悲惨境遇让人看了为之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