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宋代的思想环境相对宽容与开放。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确立了崇文抑武守内虚外的总方略，同时宋代的权利机构内部形成了一个相互制衡：相权对皇权牵制，台谏对相权的抑阻，抹掉了长期笼罩在皇帝身上的神秘光环，还原其和普通人一样的本质。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看到《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里关于司马光与吕惠卿、王珪在神宗面前的那些相对民主与自由的争辩过程。这使得他们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多注重大节而不是小节，重视内心道德的修养。因而不管个体言行如何狂放、特立独行，从上层到士庶都能容忍。儒道释三家合流是宋代思想的一个基本趋向，导致人的伦理主体性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张载才能发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豪言。但是宋代思想里的封建论理道德规范那又限制了人性的发展。所以欧阳修作艳词，范仲淹、司马光这样传统儒家名臣也作风月俗艳小词，或许词才能更好的表现他们封建正统生活下的隐秘情怀。如果诗是“活着”，那么词在文人士子眼中才是“生活”。或许词才能把花前月下、舞榭歌台那些特定场合的情感纠葛表现的更淋漓尽致，在词中才能把那种面目之下的真实晒与阳光下。写词是生活情趣与政治官场无关，与道德伦理无关。如果我们仔细把一批宋代大词人与大政治家的作品进行一个比较，可能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在他们的各类作品中，只有在词中这些顶天立地的男人才还原成了一个真实的人，甚至会变成一个带有某种女性化倾向的人，只有在词中我们才能窥见他们隐秘内心的柔情和欲望，词成了他们唯一吐露心声的方式。所以对于宋代词坛传统鸿儒所做的大量艳情小词，我们必须客观科学的去理解分析。所以像欧阳修之类既作雅词又作艳曲，这不但不会损害其形象，反而有助于我们看到他作为北宋文坛领袖兼容并收的文化气度和率真任性的性情以及超乎寻常的创作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