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的叙述角度特点自然地形成了《蛙》在叙述节奏上的特点。当作者以第三人称角度叙述着的时候，突然出现的“先生，……” 一下子把读者的注意力分散，也使读者认清自身所处的位置：看一封长信的读者。这样以“意识流”的笔调叙述的时候，叙述节奏的变换就明显了。也因为作者转换于两种叙述角度之间，使得作品的叙述节奏变得有张有弛、时缓时急：如第一部中当叙述到王小倜因叛变而使“姑姑”家陷入困境的紧张时刻时，作者突然把话头引到四十年后小侄子被“招飞”的宴会上。叙事的氛围顿时为之一变。

　　叙事上的悖论。《蛙》所描绘的情节以计划生育政策下高密东北乡的人们与计划生育作“斗争”为主，刻画了“姑姑”这一严格执行党的命令的妇科医生的形象。“姑姑”对党的决定奉行不悖、坚决执行，对所有违法者绳之以法，即使是自己的侄媳妇也不例外;即使惹得众人愤恨、亲人反目甚至在“文革”中被人借机诬陷，最终仍能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终生为自己的职责鞠躬尽瘁。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曾经被视为魔鬼、断送了无数生命、手上染满鲜血的人，在她的晚年，却深陷于内心的不安与愧疚之中，与丈夫共同塑造的泥娃娃是她对从自己手中流失的生命的祭奠，也是对自己内心的无限宽慰。这样看似矛盾的叙事内容，却共同地指向一个更高的目标——人道主义。“姑姑”晚年对生命的敬畏与自身“罪孽”的忏悔固然是人道精神的直接体现，但“姑姑”年轻时对党的政策的坚持难道不是为了同样高尚的人道主义?这样看似矛盾的人物心理难道不是同样指向一个潜在的高尚目标?因此，整部作品在叙事上被安放在一个大悖论中。　　以上便是笔者为解读《蛙》所提供的一孔之见，虽然没有十分新奇的见解，但相信这对于解读作品的切入点能给读者少许启发，故而不避浅薄，姑妄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