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言的小说中，营造出了一个具有恢弘气势，充满生命活力的独特的地理文化区域―高密东北乡。以下是小编分享的莫言小说的民间性，欢迎大家阅读!

　　莫言是一位极具个人独创魅力的作家，他将视角投注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那片广袤的土地上，并用一种热情、随意、狂欢的态度呈现着一幅幅生机勃勃的图画。他在小说中广泛地汲取民间文化的资源，人，事，物的缤纷登场都具有着强烈的感官效果，并通过他灵活多变的叙事结构，奇妙通畅的语言展现出其小说创作的独特魅力。八十年代之后，经过人生几多沉浮的莫言，在文学创作方法的革新方面走出了自己一条独特的道路，将视角投向民间，专注于这种眼睛向下的民间文学的创作，在他笔下，民间世界充满了激情，宏大的意蕴。

　　一、鲜明的民间写作立场

　　“民间”这一概念在90年代备受争议，陈思和先生曾经在他多篇论文中提出自己对其的理解：“‘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它具备了以下几种特点：1、它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真实地表达出民间世界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2、自由自在是其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3、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它独特的藏污纳垢形态，因而要对它作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是困难的。”由此，可以看出，“民间”以自由生长的状态存在着，远离所谓的道德、法令的约束，但又不同于现代文学史中的乡土文学以及文革文学时期的地下文学，它逐渐成为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并存并为二者起到补充作用的独立的意识形态，而不再处于被排挤以至于隐形的地位。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民间体现着一种“世俗”性和“平等”性。

　　由此可见，“平等”是民间创作的重要特点。这一点，在莫言的身上得到了鲜明的展现。 莫言在他的文学创作的历程中，坚定地坚持着“作为老百姓写作”写作立场，在他看来，只有“作为老百姓写作”才是真正的民间写作。而所谓的“为老百姓写作” 的作家实际上仍旧是把自己放在了高于老百姓的位置，从一定的高度去俯视和指导老百姓，表面上是要站起来为老百姓说话，实际上所代表的仍旧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权威话语，只有“作为老百姓写作”，才是将自身放到了老百姓中间，真正的做到了“民间”文学所体现的“平等”性。莫言认为：“所谓的民间写作，就是要求写作者丢掉知识分子立场，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在莫言看来，民间写作是一种个性化的写作，可见，通过民间写作来表达自己对文学的创作、表现自我的个性是莫言文学创作的基本追求。他的二十年的民间写作也可以说是一个逐渐自觉的过程，从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到《四十一炮》，真正的完成了他对民间写作立场的最终抉择。这也是他对于真正民间的认识过程。

　　另外，在他的作品中自然流露的民间话语倾向也表明了他坚定的民间写作立场。民间话语是与主流话语相对立的一种话语方式，对民间话语的采用，说明了对民间话语之下的主体的关照。在莫言的小说中，小说的主体往往不是主流话语下的历史主体，而是那些处在社会历史边缘的下层民众，他们是民间话语的主体。民间话语不受主流意识统治下道德的约束，追求历史再现的真实性和对鲜活生命的感叹和赞美。

　　莫言正是通过民间话语的运用，表现出他对民间以及民间话语下小人物生活状态的关照。他力图再现出最真实最鲜活的民间，因而我们在《红高粱家族》中看到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民族英雄，“特别是余占鳌，他土匪出身，杀人无数，胆大妄为，在政治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中，显然不是一个能够登上历史舞台，值得敬仰的人物。而在小说中莫言并没有对他们作道德评判，也不否认在余占鳌，戴凤莲身上散发的野性，而一度赞扬的是他们自由的本性和蓬勃的力量。他们不是正史印象中的英雄，却得到了高度的肯定：“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这种对主流话语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反叛奠定了莫言民间话语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