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再也写不出《红高粱》

　　罗强烈始终认为《红高粱》是莫言最好的小说，而且与《中国青年报》还有上面一段渊源，所以30年后，在“第二届会稽山论坛”上，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提出就《红高粱》对莫言进行采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莫言，也破例在论坛上与本报记者对谈《红高粱》。

　　在山灵水秀、宁静悠远的会稽山上，再次审视当年那个作为青年作家的自己，莫言感慨良多：“如果现在让我重新写一遍《红高粱》，肯定写不出那个样子了，肯定是按部就班地遵循语法规则，会把语言雕琢打磨得很美，会把人物写得很圆满，会把人物身上很多过分丑陋的东西适当美化，这就是我目前的状态。”

　　对于《红高粱》那种“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叙述语调，褪去年轻时的张狂后的莫言笑称，这实际上只是年轻时的一段狂言，“现在让我写，我肯定不会这样去写，我肯定会写故乡太可爱了，我永远想念你”。

　　莫言现在认为，《红高粱》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尤显离经叛道，不仅是主题上的突破，在结构和语言上也力求不同。于是这才有了《红高粱》那种“头上一句、腚上一句”的跳跃式写法，这种艺术上的创新在当时同样被视为是一种对传统的挑战。

　　根据《红高粱》的内容，主人公“我奶奶”在叙述者“我”出生前就死去，“我爷爷”也在“我”两岁的时候已经不大说话，叙述者“我”无从得知故事主人公“我爷爷”和“我奶奶”当年的事，但莫言却凭借历史的想象让“我”超越时空的界限，将“我”的现实与“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历史拼贴在一起，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相互交错进行，正如莫言所说，“可能上一句写的是1938年，下一句又跳到了1948年，时空被切碎后重新组合了。”

　　“高粱高密辉煌”，这是将作者家乡高密的名字化作形容词来形容高粱的形态，30年后的今天，莫言笑着告诉记者：“现在我回过头来读《红高粱》，读到某些片断时，我也觉得有些过分，把动词当名词用，把名词当动词用，把一些莫名其妙的词搭配到一起。《红高粱》如果让中学的语文教师来读的话，他会在上面画满了红叉，会说不通顺要改正，用词不当，或者逻辑错误等。但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种写法才使我的这种强烈情感得到了释放，正是这种写法对语言的破坏，也使读者受到了感染。”

　　莫言还深情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依然怀念中国30年前的那个“80年代”。对自由和解放的幻想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共同夙愿。莫言说：“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如今回头看，那个年代无论是美术界、文学界，还是舞蹈、音乐，都涌现了一批年轻人，大家都有自己长期积累的情感和生活，对几十年来没有变化的这种艺术秩序进行冲击，试图实现突破，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

　　莫言曾经这样谈起自己当年的经验和体会：“如果你是从事艺术创作的，认为你的艺术创造是一种超前的创新，不能被现在这个时代所接受而受到许多讽刺、挖苦、批评，那么你要自信，不要去管他们，在时间这个长河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就一定会得到承认。”

　　莫言在其散文《马蹄》中，曾经将各种文体喻为铁笼，笼着一群群被称为“作家”或“诗人”的呆鸟，大家都在笼子里飞，看谁飞得花哨，偶有不慎冲撞了笼子的，还要遭到笑骂。有一天，一只九头鸟用力撞了一下笼子，把笼内的空间扩大了，大家就在扩大了的笼子里飞。

　　30年前，莫言就像是那只想撞破笼子的呆鸟;然而，30年后，由于种种原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却失去了30年前的那种创作状态。

　　他曾多次对记者说到自己再也写不出《红高粱》了。

　　然而莫言对自己“目前的状态”是警觉的，他告诉记者，自己目前这种状态是“很可怕的”：“假如按照目前这种状态来写作，那我写的小说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莫言似乎在透露自己准备再次突破：“我在不断地提醒自己，要不断地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那种精神，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开动机器就是开动脑子，就是要把已经写出的作品忘掉，把已经得到的荣誉抛弃掉，像一个年轻人一样重新起步，重新上路。”

　　莫言在“第二届会稽山论坛”上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重谈《红高粱》，有听众认为是其全部文学演讲中最精彩的部分。衷心祝愿在会稽山上反省了自己“目前状态”的莫言先生，也能够“庾信文章老更成”，迎来自己又一个文学创作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