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自由的写作环境中，莫言没有像张洁一样，选择在后来的作品中过度消费现实之于作家的印记和体验，也没有像张贤亮一样借作家的身份转行拥抱热烈刺激的现实世界，更没有像毕飞宇一样沉浸在咬文嚼字的狭窄文学体验中。

　　在广电系统负责人“陪同”下，顺利抵达斯德哥尔摩之后，今早顺利完成了记者会的所有过长。操着乡音的莫言，用文学性的表述，谢绝了记者所有的假恭维和真陷害的提问，一次性总结了自己的文学态度和之前所有关于其文学属性的非议和揣测。在非自由环境下，如实记录着乡土中国的作家们，在这一刻经由莫言的获奖得到了永生。

　　享受过80年代自由表述，以及90以后的集体沉默，莫言在自由-非自由-半自由的写作环境，最终向世界文学界展现了一种曾经广泛存在如今近乎消失的文学式样。这一刻，莫言不是一个人获奖，他代表那一代所有对自由、传统、光荣、黑暗有独立文学态度的中国作家。

　　当年电影红高粱获奖之后，国内有人批判编造民族苦难，向外国人展示贫穷、变态、愚昧;如今，国外有人质疑莫言的与集权政治的暧昧态度。可能作家这一生，都要独自面对处理独立写作态度和取悦读者的双重拷问。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或许就是莫言二字。

　　文学给予读者的是一种透过窗可以看见天下的壮阔和闭上眼可以无限循环苦难的体验。从这个层面讲，莫言一代中国作家的所有作品都不负文学作品的纯洁性。

　　莫言红高粱，言已尽，意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