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本来就想搞颠覆

　　董姝：在挑选演员上你知道要选周迅这事吗?

　　莫言：大概去年我们也在讲过几个女演员的人选，当然有周迅，我认为很好的。《红高粱》电视剧千万不要再复制一个电影的巩俐。找巩俐那样气质的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反差越大越好，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这样才让观众有兴奋点，有比较，也对演电视剧的演员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我想她(周迅)会塑造出崭新的九儿特质。一个巩俐式的演员演绎了一个九儿，周迅肯定会演绎出周迅版的九儿，同样所谓的一种豪放、敢爱敢放，由于演员个人气质的不同，这样新的演绎就会变的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

　　董姝：九儿牺牲掉小我，成全了大我，就是成全了余占鳌他们。对这样的结局改编满意吗?

　　莫言：比较好，我现在想不出一个更恰当结尾的方法。一部长篇电视剧结尾让有人回肠荡气的感觉，这个结尾还蛮好的。

　　董姝：但是在小说当中我奶奶九儿是在送东西的路上被射死的，好像那个结尾相比较这个有点冷清?

　　莫言：应该是两种结尾方式，电影的结尾是在九儿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家给打死了，她没有准备。这个结尾主动，她要舍身救他人，舍身取义，是一种主动的行为。

　　董姝：《红高粱》手稿据说在特殊的纸上完成的?

　　莫言：《红高粱》最早有一个很小的本子，我原来在总参三部系统合作，报务员有训练用的纸本子，纸的质量很差，我拿了几本，先是用圆珠笔快速写，然后找比较标准的方格纸，就是稿纸写着潦草的字体，一边抄一边写。

　　董姝：最初的手稿在哪里?

　　莫言：作为引火草生了炉子。但是原稿后来还是找到了，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我跟他们主编说了一下要回来了。第二部《高粱酒》、《高粱殡》《奇死》、《狗道》有的在解放军文艺社，有的在十月杂志社，我想永远找不着了。

　　董姝：可是最初你写在电报本上的手稿保存下来多好，干吗烧掉它?

　　莫言：我没有想到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价值。

　　董姝：有没有烧掉自己觉得比较惋惜的作品?

　　莫言：确实有一部还比较惋惜的。1990年的时候在高密南关的房子里面大概住了40多天，期间一部小说叫“革命样板”，文革期间有一部样板戏《沙家浜》。

　　我当时我把沙家浜解构了一下，用武侠小说的笔法重新讲述了一遍《沙家浜》的故事。所以戏里面的人物郭建光、阿庆嫂都变成了武林高手。比如郭建光可以脚踩荷叶在湖泊上奔跑，阿庆嫂善使迷魂之药，经常给鬼子他们下毒了。大概写了4.5万字的一个小说手稿，后来投到广东省的一家大型文学刊物，他们看了以后觉得很好玩，但是又感觉到不合时宜给我退出来了。我正好住在南关的房子里面，冬天需要自家生炉子，每次生炉子需要引，把煤点燃的时候下面要用引火纸，每次烧两张，就把它烧掉了。

　　董姝：郑晓龙导演曾说，这么短的时间完成电视剧《红高粱》，是一个奇迹。

　　莫言：当时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这么紧张。他们当时趁着高粱还没有枯黄的时候要开机，我说首先剧本完成不了，这么多演员。而且像郑晓龙、周迅有名的演员、大导演他们本身都有自己的档期。怎么样把这帮人粘合到一块确实不容易。

　　董姝：电视剧《红高粱》和小说当中还是有很大的转变的。

　　莫言：这是必须的。我带两个女儿搞大纲的时候，也想到这样一种颠覆性的改编。电视剧必须围绕九儿展开，不可能围绕余占鳌改编。

　　另外我特别强调一定要把原著当中的县长，当时叫曹梦九，现在叫朱豪三，要把这个人物变成跟九儿跟余占鳌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人物。因为他的故事非常丰富，而且他跟九儿这样的关系。

　　董姝：为什么这么喜欢朱豪三?

　　莫言：在我小说里就叫曹梦九，这是一个真实人物、真实名字，在抗战前期高密县长就叫曹梦九，他当时是韩复榘的一个部下，也是他的得力战将，而且高密也留下很多传说的故事。关于他来了以后提倡孝道，提倡兴办教育、禁赌，剿匪等等很多传奇故事。当然后来顾忌到曹氏万一有后人表达他们不满，假如我们剧里面有对他不敬的地方，写的不太好的地方，万一曹梦九有有后代儿孙找我们很麻烦，所以改一个名字也是完全正确的。

　　董姝：余占鳌是您的三爷爷?

　　莫言：我们姓管，余占鳌确实有我三爷爷身上的影子，也是很多人物的合成，从张三身上拿一个细节，从李四身上拿一个细节，从王五身上再拿一个细节，最后混合成小说里面的形象。

　　董姝：莫言出名后，曾经和大江健三郎、杨振宁都有过对话。您是更在意圈外人的评价，还是更在意同行的评价呢?

　　莫言：我想对圈内、圈外的人评价都很重视，因为圈里面评价，他是内行，可能从艺术的角度。圈外人的评价可能从更广泛的角度，可能对人评价的角度。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圈里和圈外对我的评价都不太理睬。一个作家写了30多年，马上快60岁，我应该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也在不断地反思，我已经做了什么。我也知道我将来还应该做什么。这个时候任何的外部评价，不管正面，还是负面，基本对我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会按照我自己设定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