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写作没有现实性，作品还是要读者能懂

　　杨扬：你在写作时，对小说语言有没有什么考虑?

　　莫言：小说一要有故事，二是要有语言。一个作家写作久了，总会想到要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我在创作《檀香刑》时，追求的是那种一泻千里的语言状态，这其中与语言的惯性有关系。某种语言在脑子里盘旋久了，就有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一旦写起来就会有一种冲击力，我是说写作时，常常感到自己都控制不住，不是我刻意要寻找某种语言，而是某种叙述腔调一经确定并有东西要讲时，小说的语言就会自己蹦跳出来，自言自语，自我狂欢，根本用不着多思考该怎么说，怎么写，到了人物该出场时，就会有人物出场，到了该叙事时，就会叙事。这的确是我自己写作时的状态。写《欢乐》时，我是在家乡的一座旧仓库里完成的，写到顺手时人都会哆嗦，像抽风似的，语言像火山一样喷涌而出，不可遏制。我的侄子们从窗户外面看到我一个劲地写，连我自己也觉得神奇。你说这时怎么可能东想西想地去摆弄什么小说语言。这都是评论家们想象作家应该这么来写作。但我自己是从来不这么写作的。

　　杨扬：评论的分寸感是一个问题。语言问题对作家来说，没有一个人不关心的，但评论时又不能说得太过。有一个时期大家争相说语言，文学除了语言好像没有别的东西了，这也是矫枉过正，缺乏分寸感。但小说的语言实验在小说发展史上是存在的。像1980年代的先锋派小说。我阅读您的《檀香刑》，对其中的“猫腔”印象很深。您是用山东高密东北乡地方戏的唱腔来建构作品人物语言，有一种很特别的效果，与作品人物所处的那种狂欢的场面气氛很协调。有不少评论文章都注意到了。但我同时又有一种理解，想说来与您听听。

　　莫言：不要客气。

　　杨扬：我想到的是一个方言写作问题。我们现在都是采用普通话写作，这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标准话语。这种语言形式，在文学史上曾诞生过不少优秀的作家作品，时至今天，依然有大量的作家作品采用普通话进行写作。这种传统是深厚的，但我在想，传统是不是这么铁定的，换句话说，汉语写作是不是还有一定的方言写作的空间存在。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头脑中盘旋了很久。我自己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出身，对当代文学问题的思考，常常喜欢放在文学史过程中进行。譬如20世纪初胡适倡导白话文学时，他就在想中国传统小说除了北方官话写作之外，是不是还存在别的空间，作家用官话之外的语言是不是也能创作出不下于《红楼梦》、《儒林外史》这样的不朽之作呢?后来胡适读到了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和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非常感慨，因为前者是用山东话写小说，后者用苏州话写小说，这些方言文本在人物刻划方面有自己的特色，艺术上也有相当的地位。由此，胡适认为既定的官话创作仅仅是一种而已，除此之外，汉语还有自己的文学表现空间。联系到当代文学的语言实验，我觉得1980年代的先锋派文学所讲的语言，仅仅是一种形式语言，也就是在既定的普通话的日常使用中，通过变化文学表现手法和语句的习惯排列秩序来造成一种阅读的陌生化效果。这当然是一种文学语言的实验，但总觉得过于书面化，过于格式化，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文绉绉的，不像是平常人的说话口吻，倒是有点像话剧中表演时的腔调。1990年代以来，小说本土化气息加强，所谓加强，其中的特征之一，就是作品人物说话、行动较贴近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不是欧化的，也不是过度书面化的。

　　莫言：我不太同意你的说法，方言写作在今天不太现实。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如果用方言的话，读者阅读就会面临很大的障碍。就像我是山东人，如果全部用山东话写作的话，很多读者就根本没法读我的作品。其实像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和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也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后来张爱玲要用国语重新改写《海上花列传》，大概与原作的苏州话流传不广有关。所以，对今天的小说家而言，普通话写作应该是主要的，作品的主体结构一定是大家熟悉的语言。至于个别细节和表述语言，为了增强小说的表现效果，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有表现力的方言，如我们家乡形容甜叫“甘甜”，形容刀的锋利叫“锋快”，形容一个人美叫“奇俊”，这些方言起到的效果，是普通话所没有的，写作时可以吸收。不过，方言运用也必须以读者能够懂为前提。方言太多了，不会给作品增色，本土化不能变成地方主义。普通话对文学创作是不是一种约束和限制?这个我还不是想得很清楚，就我自己的写作来说，我曾经说过，作家不是按照普通话的格式在写作，而是用普通话去发现和感受某种语言。一个作家用什么语言来写作，有时是先天注定，无法更改的。大家都在用同一种语言，为什么有的作家作品有自己的语言特征，而有的人却没有呢?这是因为有的作家通过某种发现，唤起了语言中沉睡的不被人注意的东西，而这种语感是属于作家个人的，只有他能够这样感受，只有他能够传神地将这种语感的灼热的温度传达出来。一个作家只有寻找到这种语感和语言的表达方式，才算是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学语言。我自己感到从《檀香刑》开始，有了一点自己的语感，这是一种较为生活化的语言，贴近北方的说话习惯，语句不是太长，有时甚至是押韵的，读起来可以朗朗上口，速度偏快，在语言效果上大概可以有一些冲击力。当然，以前写《爆炸》、《欢乐》时，也有这种语感方面的奇特感受。我的创作中也揉进了方言，这主要限于两方面，一是人物对话，二是语感上。为了增强人物身份特征，如《檀香刑》中唱戏的和县老太爷就用了他们各自的家乡方言和说话腔调，以增强表现效果。语感上主要是寻找一种有表现力的语言节奏和语言形式。记得曾经读过一部小说，大概是阿根廷的一位作家的，好像叫《南方高速公路》，那种叙述故事的语感给我很大的启发，另外像《伤心咖啡馆》也对我有帮助。语感这东西有点类似于学习民间音乐，起先你可能不会，但听多了，慢慢琢磨，慢慢模仿，心手渐渐地也能配合起来。某些方言说话的语感、节奏对写作的启示大概也是这样，听多了，慢慢琢磨，觉得人物说话的腔调、场景、气氛、对象都出来了，活动起来，这时写起来就比较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