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几次演讲中，我都提到过我的童年和我的故乡，但我还没来得及提到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个身体瘦弱、一生疾病缠身的女人。她四岁时，我的外婆就去世了，过了几年，我的外公也去世了。我的母亲是在她的姑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母亲的姑母是一个像钢铁一样坚强的女人，她的体重我估计不到四十公斤，但她讲起话来，那声音大得就像放炮一样，我一直都很纳闷，不知道她那弱小的躯体如何能够发出那般响亮的声音。我母亲四岁时，她的姑母就给她裹小脚。在座的各位肯定都知道中国的女人曾经有过一段裹小脚的惨痛的历史，但你们未必知道裹小脚的过程是何等的残酷。我母亲生前，曾经多次地对我讲起她的姑母给她裹小脚的过程。一个四岁的女孩，按说还是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年龄，但我的母亲却已经开始忍受裹脚的酷刑。当然，在过去的时代里，遭受这种酷刑的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所谓裹脚，就是用白布和竹片把正在发育的脚指裹断，就是把四个脚趾折叠在脚掌之下，使你的脚变成一根竹笋的样子。我多次地见过我母亲的脚，我实在不忍心描述她的脚的惨状。我母亲说她裹脚的过程持续了十年，从四岁开始裹起，到十四岁才基本定型，在这个漫长过程中，充满了血泪和煎熬，但我母亲给我讲她裹脚的经历时，脸上洋溢着自豪的表情。就像一个退休的将军讲述他的战斗历程一样。

　　我母亲十五岁时就由她的姑母做主嫁给了十四岁的我父亲。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十多年的艰难生活。我想困扰了我母亲一生的第一是生育，第二是饥饿，第三是病痛，当然，还有她们那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的连绵的战争灾难和狂热的政治压迫。

　　我母亲生过很多孩子，但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四个。在过去的中国农村，妇女生孩子，就跟狗猫生育差不多。我在《丰乳肥臀》第一章里描写了这种情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上官鲁氏生育她的双胞胎时，她家的毛驴也在生骡子。驴和人都是难产，但上官鲁氏的公公和婆婆更关心的是那头母驴。他们为难产的母驴请来了兽医，但他们对难产的儿媳却不闻不问。这种听起来非常荒唐的事情，在当时中国农村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尽管小说中的上官鲁氏不是我的母亲，但我母亲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的母亲怀着那对双胞胎时，肚子大得低头看不到自己的脚尖。走起路来非常困难，但即使这样还要下地劳动。她差一点就把这对双胞胎生在打麦场上。刚把两个孩子生出来，暴风雨来了，马上就到场上去抢麦子。后来这对双胞胎死了，家里的人都很平静，我的母亲也没有哭泣。这种情景在今天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确是很正常的现象。我在小说中写过上官鲁氏一家因为战争背井离乡的艰难经历，这是我的母亲那代人的共同的经历。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战争结束了，人民过了几年和平的日子，但饥饿很快开始了。我对饥饿有切身的感受，但我母亲对饥饿的感受比我要深刻的多。我母亲上边有我的爷爷奶奶，下边有一群孩子。家里有点可以吃的东西，基本上到不了她的嘴里。我经常回忆起母亲把食物让给我吃而她自己吃野草的情景。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到田野里去挖野菜，那时连好吃的野菜也很难找到。母亲把地上的野草拔起来往嘴里塞，她一边咀嚼一边流眼泪。绿色的汁液沿着她的嘴角往下流淌，我感到我的母亲就像一头饥饿的牛。我在小说中写了上官鲁氏偷粮食的奇特方式：她给生产队里拉磨，趁着干部不注意时，在下工前将粮食囫囵着吞到胃里，这样就逃过了下工时的搜身检查。回到家后，她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自己的喉咙催吐，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和孩子。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跪在瓦盆前，不用探喉，就可以把胃里的粮食吐出来。这件事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但确是我母亲和我们村子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我这部小说发表之后，一些人批评我刚才讲述的这个情节是胡编乱造，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在 20世纪的 60年代，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如何生活的。那时候，这些上等人，照样吃得脑满肠肥，所以，对这些批评，我只能保持沉默，我即便解释，也是对牛弹琴。因为频繁的生育和饥饿，我母亲那个年龄的女人几乎都是疾病缠身，我小的时候，夜晚行走在大街上，听到家家户户的女人都在痛苦地呻吟，她们三十多岁时，基本上都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四十多岁时，牙齿都脱落了，她们的腰几乎找不到一个直的，大街上行走的女人，几乎个个弓腰驼背，面如死灰。那时的农村缺医少药，得了病只好死挨，挺过来就活，挺不过来就死。当然，不仅仅女人如此，男人也如此。孩子和老人也是如此。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是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