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白狗秋千架》是用强烈的民间叙事话语再现了农村生活的悲苦和可悯，下面这篇文章，是对莫言这部名作的解读。

　　作为莫言早期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首次提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一概念。莫言在自述中谈及，这是他“第一次有意识地对故乡认同”，自此激发了他创作的无限灵感与激情，建立起属于他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程光炜认为该篇是莫言“全部农村成长史的微缩胶卷”，他“个人的文学才华早已尽藏其中”。

　　他指出，同样是回乡小说，较之于鲁迅作品的“揭示社会的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以及沈从文作品“民族品德的发现和重造”的贯串性主题，《白狗秋千架》呈现出莫言三十年来的小说中反感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决定性结构”。程光炜肯定了这部作品的重要地位，并从社会史学的角度概括了莫言乡土小说的“决定性结构”，对研究者如何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去理解和把握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叙事建构机密起到很大的启发作用。但我认为莫言在这篇小说中有意淡化农村合作化运动和文革的历史背景，故我选择从启蒙与反启蒙的维度来解读这篇小说，试图阐释小说的嘲弄性所在。

　　一、观看的权力

　　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传统乡土小说叙事模式当中，乡村的外来者，往往为知识分子，与农民都遵循着“看与被看”的叙事机制，知识分子用居高临下的观看方式去审视、启蒙愚昧的农民，而农民如阿Q、祥林嫂、闰土等则只能充当等待被启蒙的被看者角色。鲁迅乡土小说的精神视野实际上处于“乡土生活的上方”，透露出的是觉悟者对于尚未觉悟者的批判与悲悯。而莫言的《白狗秋千架》则打破了自五四以来乡土小说的“看与被看”的二元模式，赋予被看者以观看的权力，小说中充斥着作为知识分子的“我”被观看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