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镇蜀，邀陆游至其幕中任参议官。陆与范素有诗文之交，因此不甚拘守官场礼数，以至引起了同僚讥议;又由于陆游的复国抱负和个人的功名事业长久得不到伸展，常以“脱巾漉酒，拄笏看山”为自得，甚至在琵琶腰鼓、舞衫香雾中寻求精神遂又麻醉，被同僚指责为“不拘礼法，恃酒颓放”。于是陆游索性自号“放翁”，并在诗中这样解嘲道：“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樽中。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从此，“放翁”便和他的诗名同著于世。

　　陆游在川陕 9年，祖国的山川形势、风土民情丰富了他的生活体验。特别是在南郑前线，他接触到许多边防战士和“忍死望恢复”的“遗民”，使他的精神境界不禁大开，并将许多富有生活实感的爱国激情倾注于诗。这是他创作上收获最多的时期。陆游对这一创作阶段很珍视，觉得“诗家三昧忽见前”，于是将全部诗作题名为《剑南诗稿》。

　　淳熙五年(1178)春，陆游诗名日盛，受到孝宗召见，但并未真正得到重用，孝宗只派他到福州、江西去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在江西任上，当地发生水灾，他“草行露宿”，不辞辛苦，亲到灾区视察，并“奏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不料却因此触犯当道，竟以“擅权”罪名罢职还乡。

　　陆游在家闲居6年，已经62岁，才又被起用为严州(今浙江建德)知州。他赴京受命，写了有名的七律《临安春雨初霁》，其中“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两句，得到孝宗的激赏，但孝宗并不了解陆游的真正抱负，只叫他到严州后，“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新职虽然不合陆游素志，但他还是勤勉从事，正如诗中所说：“忧民怀懔懔，谋己耻营营。”他在任上，力求“宽期会，简追胥，戒兴作，节燕游”，因此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为他立碑，并为他曾经作过严州太守的高祖陆轸立祠，以纪念他们祖孙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