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报国无门衰鬓先斑的个人境遇中来。

　　陆游生于1125年，就在他出生的第二年，金兵南侵，他的父亲不得不带着家人南下逃难，九岁时才返乡定居。这种生活，在陆游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出生于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官僚家庭，其父陆宰是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这种家庭环境，对陆游爱国精神的形成有很大影响。18岁时又师从曾几，不仅学诗，更受到言传身教的爱国教育，20岁时便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志愿。但是，由于君上昏聩，朝廷内秦桧为首的投降派把持朝政，使得全国的抗战形势每况愈下。观其一生，陆游仕途坎坷，始终没有得到重用。29岁时赴试，明年复试，由于名列秦桧之孙秦埙之前，且“喜论恢复”，触怒了秦桧，竟被黜落。其后孝宗即位，起用抗战派人士，赐他进士出身，派任地方通判。后张浚北伐，终以失败告终。因陆游曾力说张浚北伐，因此被加上“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罢归山阴故里。后入王炎幕府担任川陕宣抚使司干办公事(主管视察军政事务)，但不到一年王炎被召东归，他被调成都，代理地方官，无所作为。范成大镇蜀，他被召为成都府参议官，后虽入朝任朝议大夫、礼部郎中等职，但十余年间，三遭黜落：在江西任上因拨义仓救灾，以“擅权”罪免官还乡;在淮东任上以“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论罢;朝官任上又被诬为“嘲咏风月”而罢黜。此后二十年中，除了一年起用为史官外，一直闲居在山阴家中。他的一生，“恢复”之志贯穿始终。他深感悲哀的是，“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一心想建功立业，取得“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那样的战绩，但是，“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他在诗中所用的檀道济 “塞上长城空自许” 的故事，颇能引人联想：自己一心报国，在北望中原时豪气如山，愿做“塞上长城”，颇有自许之情，但到头来仍是一场“空”，朝廷并不重用他，使得他“报国欲死无战场”(《陇头水》);更让人想到岳飞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的残酷现实，这怎不让爱国者悲哀、让爱国者愤怒!他希望象诸葛亮那样六出祁山，施展抱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诸葛亮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却一直拼杀在对敌斗争的前线。而自己呢，却只能喟然长叹：“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写《书愤》时诗人已经61岁。人活七十古来稀，此时的诗人已是暮年。想到“气如山”的早岁，现在却一事无成，落得个“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结局。他“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但这只是一厢情愿，朝廷不重用，岁月不饶人，这是怎样的无可奈何呢?本来，有志不在年高，但那是在客观外界条件较好的情况下，主观努力而奋发终有作为的情形。而陆游主观上一心报效国家，力图恢复，而朝廷不仅不提供其条件，反而处处设障掣肘，使诗人志不得伸，事无可成。垂暮之年遭罢黜，66岁时被迫退居乡里，“身还民服，口诵农书”，“身杂老农间”，老境颓唐。虽不忘恢复之志，但毕竟年事已高，衰鬓先斑，“塞上长城”之许已成空言，面对镜中衰鬓，只能顾影自怜，悲忧之愤便跃然纸上。

　　综上所述，《书愤》之“愤”，实在是愤中含悲，愤中含忧，愤中有报国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