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自选集》没选杂文，他还说，“够得上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就只有这五种”。其实，这里的“创作”一词，是鲁迅故意借用别人的概念，并非他自己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杂文也是或者更是一种“创作”。如果我们偏信了他的话，是否就可以认为，鲁迅在《自选集》里不选杂文，就是对杂文“不甚满意”，要“删去”了呢?断乎不可。

　　肯定“选本”的重要性，又明白一切“选本”的局限，这才比较平实，似乎也更加“符合鲁迅精神”吧。

　　据此，我们大概也可以明白，鲁迅一生为什么只有一个《自选集》了。

　　周作人说鲁迅有文字上的一种“洁癖”，这不仅是说他在创作的时候字斟句酌，决不含糊，马虎，还包括原文于报刊上发表之后，在收入集子里时，又趁机大加修改。但我们千万别误会，以为鲁迅的修改，是修改自己的观点。决不是的。他的修改，差不多——我没有详细通盘的研究——只限于具体的而且极细微的字句。不知道这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还是心理上的问题的表现，专门研究作家的变态或病态心理的学者们，应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以前读孙玉石先生的《〈野草〉研究》的附录，介绍鲁迅怎样在编辑《野草》时细心修改那些在我看来似乎并无必要修改的小地方，就已经很纳罕了。这次再看鲁迅著作校勘专家刘运峰先生校注的《鲁迅自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新版)，仅仅对照“序言”，就有极大的震动。一篇标点符号在内不到一千五百字的短文，鲁迅后来将它收入《南腔北调集》，竟然修改了四十处之多，而且全是细小的字句方面的修改。文章最后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楼”，也要改成“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我以为，今天的读者看这本有详细校注的《鲁迅自选集》，最大的收获，恐怕还是看他怎样疯狂地改文章(手边要有别的版本进行对照)。那是在电脑发明之前、大多数人还用毛笔一笔一划写文章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