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对二人这段交往也做过研究。据他介绍，鲁迅人格中令清水安三印象最深的是“为人非常善良，但直言不讳”。清水曾将自己写的汉诗交给鲁迅修改。鲁迅几乎一字不落地做了修改，并劝说清水：“你不要做汉诗了，日本人不适合。”鲁迅批评日本人的汉诗只讲道理，不讲诗趣。清水深受触动，后来多次向人讲述这个情节。

　　黄乔生说，1931年是鲁迅和清水安三的密切交往期，推测这幅十六字书法应作于1931年前后，距今已有84年。书法作品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较为人们常见，也显得温和;而“放下佛经，立地杀人”显然系笔锋急转直下，难掩戾气。

　　鲁迅当时为什么要写这十六字佛偈送给清水安三?黄乔生说，清水安三是基督徒，在与鲁迅过从甚密阶段，难免谈及信仰。他考证二人多份来往信函后有这样一番推论：有一天，鲁迅到住处附近的内山书店谈天。谈话间，内山完造感慨地说：“我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眼看中国军阀政客们的行动和日本军阀政客的行动，真是处处相同;那就是等待时机，一朝身在要职，大权在握，便对反对他们的人们，尽其杀害之能事，可是到了局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像一阵风似地销声匿迹，宣告下野，而溜之大吉了。”鲁迅觉得这番话说得好，第二天便据此写成《赠邬其山》(注：邬其山为内山完造的中文名)一诗：“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在黄乔生看来，这首诗和寄给清水安三的四句佛偈有对应关系，“大概当时的政界高官们也是假信佛，实际上很不仁慈的。一到失败的时候，他们就下野了，遁入佛门了。现在是下野了、信佛了、出洋了，可他们随时又可能放下佛经，再来当军阀杀人。”　　至于“放下佛经，立地杀人”，陈子善认为是鲁迅在前两句基础上的自然引申，不仅可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对应，而且或有具体所指。“当时谁在大念佛经?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当时已下野的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等联合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宣扬‘佛法’。鲁迅这四句16字会不会与此相关?如属实，讽刺意味就更明显了。”记者陈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