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学习鲁迅，愈没有鲁迅

　　建国之后，鲁迅作品的解读朝着高度政治化一路狂奔。1956年10月，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以记者身份回到大陆，这一年恰是鲁迅先生去世20周年，曹看到“鲁迅的神话化和庸俗化的笑话，那是随处可见的”。同年，他的《鲁迅评传》在港出版，影响巨大，但因为这是一本“人化”的鲁迅传记，直至1999年4月，才在大陆出版。

　　中国社科院鲁迅研究室研究员张梦阳终身致力于鲁迅研究的“科学化”，“1957年，冯雪峰、陈涌、李长之、许杰等研究鲁迅的学者陆续被打成右派，鲁迅研究的学理精神完全被扼杀。背离真实性和鲁迅精神的极左倾向，统治了整个中国的精神文化界，鲁迅研究领域首当其冲，成为了重灾区。”

　　《鲁迅批判》的作者李长之被批斗，一工宣队队员指着他的鼻子骂，“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文革初，鲁迅作品一度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两年后，形势发生变化，鲁迅杂文被全面收编，进入政治话语体系。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上，姚文元做了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报告，“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对人民的敌人决不宽恕”。

　　许广平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发言则令人瞠目，“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许广平讲那样的话也是迫不得已，人们应该原谅。”张梦阳的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赞同。

　　学者朱健国反思那个时代，“愈号召学习鲁迅，结果愈没有一个鲁迅。鲁迅著作中，好像什么都预料到了，就是没有想到，鲁迅会在伟大者的表彰、宣传之中真正永远消逝。”

　　文革前夕，毛泽东给江青写信，信中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此语一出，万人追随。1973年底，鲁迅作品集的单行本全部出版，成为一代人罕有的精神食粮。文革后，《鲁迅语录》大量出现，断章取义、任意曲解鲁迅作品及言论的现象登峰造极。

　　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给本刊记者展示了一本盖有“鲁博革命纵队”红章的《鲁迅语录》，他曾经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版本的《鲁迅语录》做过专题研究。

　　“编印鲁迅语录的主要目的是用鲁迅的话来注解毛泽东思想。现在见到的较早的版本是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鲁迅纵队编印的《鲁迅语录》，1967年9月出版。此书封面的大小、版式设计和字体都与当时的《毛主席语录》极为相似。扉页上有红色题词：‘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友鲁迅精神不朽!让我们踏着文化革命先驱者鲁迅的足迹前进!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道路上前进!’这段话出自陈伯达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所做的闭幕词。推测起来，这本鲁迅语录有可能是陈伯达指示或主持编写的。”

　　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很多版本，有的叫《鲁迅语录》，有的叫《鲁迅言论录》，有的是自编，有的是翻印北京的版本。当时出版界已陷入无序状态，一般语录都是非卖品，黄乔生发现惟一一本有定价的语录，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红色出版兵”编辑的，定价4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