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鸭的喜剧》创作背景

　　这篇小说取材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1922年在北京时的生活片断。爱罗先珂是一位常用世界语写作的盲诗人，他的童话负盛名。爱罗先珂曾先后游历日本、泰国、缅甸、印度。1921年在日本时因参加“五一”游行而遭迫害并被驱逐出境，辗转来华，旅居于上海、哈尔滨、北京。1922年初，应北京大学之邀，来该校授世界语，又曾在北京世界语学校任教，这期间他借住于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八道湾寓所。在北京期间，爱罗先珂创作了一篇题为《小鸡的悲剧》的小说，用以寄托自己的理想。这篇小说写一只小鸡抱着幻想，要像鸭子一样地游泳，结果下水、后却被淹死了。爱罗先珂对小鸡的悲剧充满了怜爱与同情，他以小鸡的悲惨遭遇寄托自己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哀。作者鲁迅迅则以对称的方法构思了这篇小说。

　　这篇小说作于1922年10月，最初发表于1922年12月《妇女杂志》第8卷第12号，后收入作者小说集《呐喊》。

　　鲁迅小说《鸭的喜剧》人物介绍

　　爱罗先珂

　　爱罗先珂到北京后，一直哀叹北京如沙漠般的寂寞，所以买了蝌蚪和小鸭以期造就池沼自然音乐打破人生的沉寂，而蝌蚪被小鸭吃掉的结局，暗示了主人公爱罗先珂最后悄无声息的离去。

　　鲁迅小说《鸭的喜剧》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小说以爱罗先珂的“沙漠”感为起点，描述了爱罗先珂“独自靠在自己的卧塌上，很高的眉棱在金黄色的长发之间微蹙了”的现状。呈现了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所言： “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独卧塌上，眉棱微蹙的爱罗先珂正是这类有良心、令人佩服的外国人。小说写了爱罗先珂的“寂寞”感，也写了“我”与这位外国友人对环境的不同感觉“‘嚷嚷”，但很快就总结说：“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罢。”当时的旧中国军阀争权、相互倾轧斗殴五四新文化阵营逐渐走向分化，封建复古派甚嚣尘上，从中国的知识分子角度看，令人困扰、厌烦，故而“我”更多地从严峻的形势中进行反面的总结，称之为“嚷嚷"。爱罗先珂是一位外国人，又是一位盲者，他见不到封建军阀的肆虐，只能常常听见中国仁人志士的坏消息。在五四退潮期中，新文学阵营中的同人“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除去“高升”的和“退隐”的，“前进”者也有了“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感觉。“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便是鲁迅对当时情境的总概括，“寂寞”与“嚷嚷”是爱罗先珂和鲁迅先生对当时局势的不同角度的概括，它们相得益彰。

　　艺术特色

　　在艺术表现上，这篇小说平淡而隽永，明快而深沉，在饶有情趣的生活小事中含有深意。《鸭的喜剧》只是通过人物的内心感受来表现社会。它本来可以借助于一两个典型的情节，描写盲诗人在中国的遭遇，显示他的寂寞的来由，达到抨击现实的目的。但是它没有这样写。小说自始至终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渲染一种气氛，呈现出一种如置身荒漠似的寂寞。这种不知从何而来又无所不在的寂寞，它的艺术感染力，有时比写一两件具体事实更强烈。在这里，通过盲诗人的感受，用“沙漠”来形象地象征了现实生活的特征。使爱罗先坷，也是使鲁迅感到寂寞的，不是某种个别的事情或个人的遭遇，而是整个社会环境的黑暗和死气沉沉。这种写法，不仅使作品有强烈的感染力，而且能发人深思。小说运用了象征手法，许多地方有象征意义。“沙漠”是社会现实的象征，而北京“只有冬夏没有春秋气”，这也可以理解为不只是指自然气候，而含有双关意义，即也隐喻着社会。作品的结尾，象写意画，寓意深长，耐人寻味

　　作品虽然着意表现人物的内心感受，但是并不直接作心理活动的描写，而是借助于细节表现出来。小说情节简单，但细节相当丰富，而且富有表现力。盲诗人在夏夜里独自在卧榻上怀想缅甸的情景，充满诗情画意。聊聊数语，不仅表现出他此刻的百无聊赖，更表现出了他的诗人气质和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思想性格。

　　小说还多处运用了反衬手法。遍地音乐的缅甸之夜的生意盎然，反衬出“连蛙鸣也没有”的北京夏夜的寂寞荒凉，“我”因习以为常对环境感觉的迟钝，反衬出盲诗人的敏感，对“俄罗斯母亲”的渴念，反衬出盲诗人对中国的不满和失望;鸭子在“沙漠”上的叫声，反衬出比无声更“寂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