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贯通澈悟”的是拉《经世报》来做“反应”，当《经世报》出版的时候，还没有“万恶孝为先”的谣言〔6〕，而他们却早已发过许多崇圣的高论，可惜现在从日报变了月刊，实在有些萎缩现象了。至于“其于君臣之伦。另下新解”，“《亚洲学术杂志》议其牵强附会。必以君为帝王”，实在并不错，这才可以算得“新文化之反应”，而吴君又以为“则过矣”，那可是自己“则过矣”了。因为时代的关系，那时的君，当然是帝王而不是大总统。又如民国以前的议论，也因为时代的关系，自然多含革命的精神，《国粹学报》〔7〕便是其一，而吴君却怪他谈学术而兼涉革命，也就是过于“融合”了时间的先后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个太没见识处，就是遗漏了《长青》，《红》，《快活》，《礼拜六》〔8〕等近顷风起云涌的书报，这些实在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应”，而且说“通妥白话”的。十一月三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三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2〕《学灯》当时研究系报纸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创刊。驳吴宓的文章，指甫生写的《驳〈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一文，载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学灯》。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曾留学美、英、法等国，先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东南大学教授等。当时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人物之一。

　　〔3〕《中华新报》当时政学系(杨永植、张群等政客组织的反动政治团体)的报纸，一九一五年十月创刊于上海。吴宓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该报增刊。